想从事这个行当，或出于好奇，或为了帮助他人，真正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我认为所有人都有某种隐藏得很深的缺点，哪怕在别人看来，我们绝对都是聪颖、健康的年轻人，其实缺点被遮掩了，在入学考试时就用绝妙的手法遮掩了。那团紧绷、纠缠的情绪爆裂瓦解时，就像那些时而出现在人体内部、在任何一家自珍自重的病理解剖博物馆中都能看到的奇特肿瘤。然而，万一给我们出题的人也是同一类人，非常清楚他们在甄选我们时究竟做了什么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将成为他们的嫡系传人。进入第二学年，我们就防御机制展开讨论，发现这部分的心理能量会让我们变得谦卑愚拙，我们这才开始明白，如果那不是为了理性、升华、拒绝——也就是我们放任自己表现的各种小花招——而是恰好相反：仅用诚实且勇敢的眼光，把世界看成它本来的样子，明白没什么能保护我们，那将最终让我们心碎。
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是：我们都是由防御、盾牌和盔甲组成的，我们都是一些看似城池，实则仅有墙垣、壁垒、营寨的庇护所。
每一次测试、问卷、试验，我们都会以彼此为研究对象再做一遍，因而，到第三学年末的时候，我已经因为各种毛病而出名了；这就像是发现了自己有另一个名字：召你加入秘密会所的那种秘密名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曾实践自己研习的这门行当。在某次远行中，我没钱了，被困在一座大城市里，一边当女服务员，一边开始写书。那是一个写给旅行者看，而且本该在火车上看的故事——不妨说是我写给自己看的。就书而言，它像小巧精致的点心，可以让你一口吃下去。
我能够集中注意力，在一段时间里化身为某种巨大的耳朵，聆听呢喃、回音、耳语和穿过四壁传来的远处的声响。但我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生活总能与我保持一臂之遥。我顶多只能找到它的尾迹，发现它抛弃的旧皮囊。等到我可以确定它的方位了，它早已逃之夭夭。我能找到的，只是它曾经逗留此处的标记，俨如公园树干上某些人留下的“到此一游”的涂鸦。在我写下的故事里，生活会演变为不完整的故事，梦一般的情节，会从不知其所在的遥远场景，或一看就知道的典型场景里浮现出来——因而，几乎不可能从中得出所谓的普世定论。
任何尝试过写长篇小说的人都知道，写作是艰苦的重任，毫无疑问，也是让一个人永不得闲的最糟糕的方法之一。你必须时时刻刻待在自己的内心，自拘于孤绝境地。写作是可控的精神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