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她说，但这话是说给其他女人的，她们开始收拾厨房了。他继续闭着眼睛。她扭转上半身，让他的手掉下来。他又成了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孩子，或者就像伊沃·利肯斯，据说他直到四岁还赖在母亲胸口上；或者像奥里诺科河[600]边那些孩子，他们的母亲会在他们肩头压下一块爬满白蚁的草垫，锻炼他们坚强地面对未来生活里的所有忧愁。她温柔地、缓慢地把他推离她那天鹅绒般的、散发香味的温暖。“你去床上躺一会儿吧。”
他拿着自己的日记本上楼。头往后仰着，他撕碎了日记本，就像在瓦勒的过年集市上弗兰德最强壮的男人撕碎电话本一样。他在自己的小圆铁炉里烧掉了碎纸，用火钳拨弄那些精心写下的句子，在蓝色的火焰里，在白色的烟里。
他醒来的时候鼻孔里结了痂。他掏了掏鼻子，开始写一本新书。妈妈根本不笨，她问他，他的故事是不是讲哈尔贝克的宿舍的。向爸爸一样匆忙，像教父生前一样冷峻（当然他现在真的冷掉了，路易斯咧嘴笑笑），他写道：“冬迭南把七本禁书中的一本藏在宽罩衫下，把我招呼到身边来。”他画掉了“我”字，写上“路易斯”。
提奥·冯·巴梅尔用两只手抓起自己的小腿肚，提起来离开自己身体五厘米，同时做了个鬼脸。“这可不是一般货色。这样的腿，我还一直都是靠着这腿来回跑呢。我已经搞不清我脑子是怎么了。我就是非来不可。你知道，我对你总是特别尊敬的，康斯坦泽。”
他汇报说，他现在才从荷兰回来。秘密警察以前在那儿很猖獗。他费了很大劲解释清楚他发挥的是什么作用。“荷兰人一点都搞不清状况，康斯坦泽。他们对比利时也半点儿兴趣都没有。‘您是雷克斯的人。’他们对我说，但他们指的却是西弗拉芒的突击部队。他们成天嚷嚷着要和弗拉芒人合作，但连不同组织的名字都不知道。真没办法。我说：‘是的，我是秘密警察的人，这是官方的说法，你们在档案里能够查到。’他们想立刻给我戴上手铐。‘等一下！’我说，‘你们先给这个和这个号码打电话。’他们不肯。我说：‘等一下，伙计们。’然后报出了两三个名字。等他们打完了电话，就只会说：‘请您原谅！’‘抱歉，先生！’也是没法子。但是为什么我会在这儿呢？我前天凑巧去参加了我们1940年8月建立的联盟的一次集会。我们是第一批起来用行动反抗纳粹的啊，康斯坦泽。我们没有等到伦敦电台的讯息才行动。可我听到了什么？我们的同志，冯·迪肯警官，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