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能抵抗得了这个民族。”罗伯特叔叔说，“因为他们有圣火。我们没有。我们从来都没有过。就拿电台广播来说吧。我们说的是：‘亲爱的听众，我们现在为你们播报新闻！’他们说的是：‘国防军总司令部’……光是这个词‘国防军’（Wehrmacht），就是在说：要用所有的力量来防御[241]。”
“我们现在都得学德语了吗？”婆妈妈问，“我可是太老学不会了。法语倒还能勉强对付一下。”
“猪屁股肉（Schweine-Pöter-Fleisch），”路易斯说，“就是火腿肉。”
包的了。没良心的往里掺了土豆粉！
停在瓦勒火车站一条旁轨上的军医列车里，有上百伤兵在号叫。一个嫩生生的医学院大学生颤抖着跑来跑去，耳朵里都是“水，妈妈，水”的喊叫声。那儿随时都会爆发霍乱疫情。
足足有四天，弗洛伦特叔叔靠着贩卖他从遗留的车上卸下的汽车轮胎挣得盆满钵满。然后，比利时投降了。在瓦勒出现的第一批德国人是在根策大道上露面的，骑着怪异的、不舒服的、高高的荷兰自行车。
我们军队的旗帜大部分都被烧掉了。剩下的藏在圣安德里斯的本笃会修道院里。修道院院长涅菲·德·墨菲尼斯长老庄重地接过它们，转交给了梅于斯·达亨德奥尔长老，达亨德奥尔长老会像守护圣骨一样守护它们。第十八先锋队的旗帜被剪碎了；军官们把碎片藏在了衬衣下，有的藏了狮子图案，有的藏了有刺绣和绲边的边角。
忒杰、贝卡和路易斯，他们的父亲都在荒芜的法国田地里四处游荡，而他们现在可以公开交往了。他们走过“萨尔玛”商场，从彤杰斯大街来的流氓都在欢呼，急急忙忙拖走收音机、皮大衣、裙子、切面包机。三人刚想从打破了的橱窗玻璃爬进去，有一队德国人戴着吓人的头盔，穿着绿色的飞行员大衣，赶走了所有人。战争就这么结束了。
妈妈再也不收拾桌子了，再也不把被子拉扯平整了，听任花椰菜煮煳。
“要我整理床吗，妈妈？”
“我到底要说多少次？别来烦我了。”
在瓦勒的大街上，在修整房子的人的惊恐目光中，德国军队朝着英国方向进发。风雨中被晒黑的兴高采烈的年轻士兵排着整齐的方阵，迈着统一的行军步，整齐划一地挥舞手臂，用两声部唱“艾丽卡”，那不是一个女孩儿，而是一朵花儿的名字。在坦克炮塔上坐着身穿油乎乎黑大衣的骑士，帽子上有个骷髅头在闪光。
戴头盔和太阳眼镜的摩托车手，胸前挂着金属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