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没有告诉她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
不过，我倒是把尼克博克酒店的小头油鲽特别好吃这个消息告诉了她。
真的。真的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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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归你了。”那天晚上，西莉亚当着那个已经让她感觉无聊的男人的面，这样对我说道，“我去趟洗手间。你陪他玩玩。”
“但他是你的男伴啊！”说着那个男的特别听话地伸手过来搂我，“而且你是我的朋友！”
“哎呀，薇薇，”她用一种既宠溺又怜悯的声音对我说，“你不会因为抢了我的男伴这点小事，就丢了我这样的朋友的。”
那年夏天，我跟老家的家人几乎没怎么联系。
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让他们知道我正在做的任何事情。
我母亲每周都会把一张纸条连同零花钱一起寄给我，告诉我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我父亲打高尔夫的时候伤了肩膀。我哥哥扬言下学期要从普林斯顿退学，加入海军，因为他想为自己的祖国效劳。我母亲在这个那个网球赛里打败了这个那个女人。作为回馈，我每周都会给父母寄一张卡片，重复着一成不变、也没什么信息量的消息——我很好啦，我在剧院工作很努力啦，纽约很棒啦，还有谢谢你们给的零花钱。偶尔我也会加一点无害的细节进去，比如：“那天我跟佩格姑姑在尼克博克酒店吃了顿很棒的午餐。”
当然，我没有告诉父母最近我跟我那个当舞女的朋友西莉亚一起去看了医生，用非法手段给自己弄了个子宫帽。（这事是违法的，那个时候医生是不允许给未婚女性安置避孕装置的——但这就是为什么交到神通广大的朋友是件特别好的事！西莉亚的医生是个少言寡语的俄罗斯女性，什么都不问。她眼睛都没眨一下就给我弄好了。）
我也没告诉父母我以为自己得了淋病，恐慌了一阵（谢天谢地，最后发现那只不过是轻微的盆腔感染而已——不过在一切明朗之前，我度过了既痛苦又害怕的一周）。我也没提我以为自己怀了孕，恐慌了一阵（谢天谢地，这件事后来也不攻自破了）。我也没提现在我在很频繁地跟一个叫凯文·“雷比西”·奥沙利文的男人上床，他在地狱厨房的拐角开赌场。（当然了，我也在跟其他几个男人暧昧——他们都不怎么光彩，但他们的名字都没有“雷比西”这么好。）
我也没提现在我永远会在手包里放着避孕套——因为我不想再因为怕自己得了淋病而恐慌了，女孩子多谨慎都不为过。我也没告诉父母我的男朋友们为了讨好我，经常会为我搞到这些避孕套。（你要知道，妈，在纽约只有男人才可以买避孕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