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作品去论证或追踪
个作家
死因大概是不智，那缘于文学免不
写及死亡，尤其在叙事作品里，死亡往往如同句号那般寻常。况且，如果以死亡为果，所有相关及无关线索，都可能缘解释之矢，射向那个黑色靶心。但这篇短文写作确实肇因于桩真实死亡事件，个作者之死。
这是个瘟疫年、灾难年，从SARS到禽流感，政客操作历史加速胎动，昏鸦苍蝇满天飞。而在这样暗晦历史时刻，从去年6月迄今年4月①，短短不到年内，两位年轻小说家z.sha——而且是同世代——大概不能算是纯粹意外。政治上，同世代——所谓“学运世代”——不少人已晋身大权在握、志得意满、面目可憎政客之列，不只早已“有资格腐败”，而是正快速腐败中；但文学（尤其小说）这世代，是否正如
之前篇短文里以乌鸦嘴命名“哀歌世代”（《即将过去未来》）——个极其内向、脆弱、经验贫困、耽溺于情感与身体书写世代？
但这样论述是否太过概括？或者还需要等待历史检验？
以下单就袁哲生个案，就其文学探索之路、精神之旅，做番简要讨论。
袁哲生不算多产作家，虽然从1996年迄2003年间，他共出版九本书，但只有五本是小说；五本中有两本（《猴子》《罗汉池》）是以薄薄半绘本形式出版，严格说来，也只能合并算本。这其中，个人认为品质最好仍属第二本《寂寞游戏》。但从他最早本小说集《静止在树上羊》，可以大略窥见他后来可能发展及没有发展那些路向——抒情小说、传统说书、台湾乡野、童话寓言、社会写实……如果以重复收入第、二本小说集，得时报文学奖首奖，深受张大春赏识《送行》（1995）为里程碑，确可以看出早年袁哲生表现得最具潜力，还是抒情小说（就如晚个世代那些骆以军口中“新品种赛亚人”），诸如第本小说中《雪茄盒子》《静止在树上羊》《送行》《件急事》等，以白描经济手法、字里行间留白，刻写出近乎静态世界。不是以情节为主而是以感情收敛“状态”、淡漠情绪，推动场景转换，张大春对《送行》赞颂大概可以概括这种写作优势——“《送行》叙事任务根本不在交代个什
故事，而在人处境；从而送行二字形成生命整体象征，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平淡中益见深刻。”（《渐行渐远送行》附录于《静》②书，页40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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