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作品去论证或追踪一个作家的死因大概是不智的，那缘于文学免不了写及死亡，尤其在叙事作品里，死亡往往如同句号那般寻常。况且，如果以死亡为果，所有相关及无关的线索，都可能缘解释之矢，射向那个黑色的靶心。但这篇短文的写作确实肇因于一桩真实的死亡事件，一个作者之死。
这是个瘟疫年、灾难年，从SARS到禽流感，政客操作历史加速胎动，昏鸦苍蝇满天飞。而在这样暗晦的历史时刻，从去年6月迄今年4月①，短短不到一年内，两位年轻小说家z.sha了——而且是同一世代的——大概不能算是纯粹的意外了。政治上，同一世代的——所谓的“学运世代”——不少人已晋身大权在握、志得意满、面目可憎的政客之列，不只早已“有资格腐败”，而是正快速腐败中；但文学（尤其小说）的这一世代，是否正如我之前一篇短文里以乌鸦嘴命名的“哀歌世代”（《即将过去的未来》）——一个极其内向、脆弱、经验贫困、耽溺于情感与身体的书写世代？
但这样的论述是否太过概括了？或者还需要等待历史的检验？
以下单就袁哲生个案，就其文学探索之路、精神之旅，做一番简要的讨论。
袁哲生不算多产作家，虽然从1996年迄2003年间，他共出版了九本书，但只有五本是小说；五本中有两本（《猴子》《罗汉池》）是以薄薄的半绘本形式出版，严格说来，也只能合并算一本。这其中，个人认为品质最好的仍属第二本《寂寞的游戏》。但从他最早的一本小说集《静止在树上的羊》，可以大略窥见他后来可能发展及没有发展的那些路向——抒情小说、传统说书、台湾乡野、童话寓言、社会写实……如果以重复收入第一、二本小说集，得时报文学奖首奖，深受张大春赏识的《送行》（1995）为里程碑，确可以看出早年袁哲生表现得最具潜力的，还是抒情小说（就如晚一个世代的那些骆以军口中的“新品种赛亚人”），诸如第一本小说中的《雪茄盒子》《静止在树上的羊》《送行》《一件急事》等，以白描的经济手法、字里行间的留白，刻写出近乎静态的世界。不是以情节为主而是以感情收敛的“状态”、淡漠的情绪，推动场景的转换，张大春对《送行》的赞颂大概可以概括这种写作的优势——“《送行》的叙事任务根本不在交代一个什么故事，而在人的处境；从而送行二字形成生命的整体象征，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平淡中益见深刻。”（《渐行渐远的送行》附录于《静》②书，页40至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