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女儿推进房间，看了一眼儿子，他还在睡觉。我从房间里出来，用钥匙锁上了门，动作干脆自然。虽然伊拉丽亚在抗议，在叫我，用手拍打着门，但我任凭她折腾，我走向了奥托躺着的房间。我不知道狗怎么了，伊拉丽亚很爱它，我不想让她看到可怕的场景。是的，
“我们家里有两个病号：詹尼和奥托。你现在不要哭，去看看你哥哥怎么样了，我去看看奥托。”
“我应该和你在一起，用裁纸刀扎你，这是你跟我说的。”
“我错了，詹尼是一个人，他需要有人摸摸他的额头，给额头上放降温的钱币，我不能做所有事。”
我把她推到了客厅里，她在反抗：
“如果你分心了，那谁扎你啊？”
我看见她右手拿着裁纸刀，害怕地向后退去。
“你疯了吗？”我忽然粗,bao地转过身，大声说。
“你听不见我说话，”伊拉丽亚大喊着说，“我在叫你，你听不见。你太让人害怕了，眼睛斜着，我要告诉爸爸。”
我看着膝盖上深深的刀伤，还有一道血迹。我从她手上夺过裁纸刀，丢到储藏室敞开的门边。
“我们不玩这个游戏了，”我对她说，“你不会玩。现在你在这里乖乖待着，不要动。我们关在了里面，成了囚犯，你爸爸永远都不会回来救我们了。你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
我看了看腿上长长的伤口，那里涌出一道血。
“你要时不时叫我一声，拜托了，这就可以使我不分神。”
她想了一下，然后说：
“但你要快点，詹尼让我很无聊，他不会玩游戏。”
伊拉丽亚最后一句话让我很心痛，她公然说出玩游戏的话，这让我明白，她已经不想玩了，她真正为我感到担忧。如果我要承担起对生病的孩子和狗的责任，那么她的感觉是，现在她要面对的病号是三个。可怜的孩子，她感觉很孤单，心里默默地等着爸爸，但她爸爸一直都没有回来，她的游戏已经要玩不下去了。我感觉到了她的不安，这增加了我的焦虑。一切都那么易变，没有固定点。我走向詹尼房间的每一步，走向奥托的每一步，都会担心自己会晕倒，会让她看到我崩溃的样子。我应该保持清醒的意识、清楚的记忆，这两个总是在一起，是健康的两大支柱。
“我应该更用力。”她眼里闪烁着泪花，反驳说。
我试着让自己安静下来，做了一次深呼吸。
“你不要哭，你要是敢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觉得我已经试过了各种方法，现在只能看清形势，接受现实。
我假装自己还能掌控全局，于是发号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