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动的演绎……我保留着这些局部不一致的痕迹,保留“在场感”的某种差池,是保留了“寻找”的姿态。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1969年初,我去东北嫩江落户,在家信里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就在眼前割麦、整队押上高度戒备卡车的经历。但父亲的复信里,对这些我备感震惊的细节都不予回应,一直到了近期,看他1942年狱中通信、1953年调查监狱制度的报告,才有所了悟——我当年强调的那些景象,在他是完全清楚的,完全懂得这些内容;也包括一直到了最近,我才看清了母亲在她的青年时代,曾也和我当年那样,早起晚归,终日劳作,做了那么多繁重的农活。
他们的时代,有他们的“阅读”与“写作”,意味深长的词语重合。比如“浙西”,他们先后见到来自这特殊地方的人员;先后在不同时空里被“打手心”;先后去赫德路居士林“觉园”流连;在1938年杭州“国军”军训,或1950年华东军政治大学期间“打绑腿”——那些遥远的黎明时刻,天刚蒙蒙亮,他们先后在催促声中匆忙起身……我则是要延续到更晚的1970年,一般是半夜一两点钟,哨音大作,起床起床!紧急集合!黑暗中,睡眼惺忪中,穿衣穿鞋,整队报数集合,跑向了雪原,寒夜上空不时闪动信号弹的蓝光——这都是苏联特务潜入边境所为吗,但我们始终扑空,后据说终于有人找到了一种(空投?)定时发射装置……在无数黎明前那些难忘黑幕里,我们在雪中迅跑,吐出白绸一样的热气……
一些简单的词语,如频繁出现的“写交代”“写申诉”,会油然融入到我少年时期的记忆碎片里,也重叠在杨德昌电影中的那位难忘的父亲身上,我一直记得在影片的“咝咝”声中,那个长期独坐不动的寂寞背影。
我曾借用小说对话,重现当年询问父亲的内容,问他为什么不去做工,为什么不做上海码头工人,如能这样,我家现在就是工人阶级成分了……
1987年,父亲在《日瓦戈医生》封三的白页上写:“……反映当时的动荡,饥饿、破坏、逮捕、投机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沮丧,都是事实,但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呢?知识分子决不是沮丧和黑暗的。”那个时期,我一直在写小说,我总觉得这些字是他为我写的,他一直对我的写作和以后的编辑职业忧心忡忡。
本书范围止于1965年,是考虑之后景况,有太多的共同经验——书中某些细部,实也溢出了篇幅,总之,三种记忆和叙事、引文、解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