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西
是幕府也从来不敢公开蔑视天皇的权威,名义上还是要服从天皇。
两国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取消了封建世袭制,社会流动性很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通过科举做到卿相是常见的事。因为“富不过三代”,社会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地流动之中。
日本却一直实行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相互流动。不光是天皇万世一系,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延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我们提到日本,经常惊讶于日本的一些老店经营了几百年至今,这其实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遗存。
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家产主要都给长子。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没有拼命多生的习惯。中国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不懂什么叫贪污。
因此,日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与一衣带水的中国完全不同,却与遥远的欧洲非常相似。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这些在中世纪西欧都有,只不过欧洲不叫武士,叫骑士。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为与欧洲的相似:它和欧洲一样,都是从封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中国式郡县制的基础上开始转型的。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中国用文官治国,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教条。而日本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大多读书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个社会更为注重实际,对现实问题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应。
他说:“(中国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则)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2]
确实,日本统治阶层远比中国的官僚阶层更为现实,因此,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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