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挑战面前,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好反应。因为开国前中国,政治上比日本更集权,经济上比日本也更繁荣。赖肖尔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长时期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日本存在着非常严密闭锁封建主义时期,因此从社会上看,它也被认为是两国中更落后国家。与此相对照,中国早己存在着欧洲到十九世纪才开始迎来那种平等主义。
这样,十九世纪初期欧洲人假如对中日两国中哪方可能实现近代化进行预测话,定会认为,中国只要重新调整部分政策,改革部分组织机构,就能实现近代化。反之,认为日本在可能进行近代化不可缺少国家建设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彻底政治g,m与社会g,m。[3]
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中国要现代化转型,肯定要比日本快得多,因为中国是专制体制,皇上句话,下面立刻执行,不像日本那样各藩纷争。“皇上大权独揽,没有日本幕府将军专权,指挥天下如臂使指,又不必像日本那样先要去除封建藩士。……因此治效之速,必远过日本。”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是为什呢?
赖肖尔解释是,中国“如臂使指”恰恰是改革最大阻力:“中国国土虽然辽阔,但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切所谓非法地方反应。在中国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是北京中央z.府反应,要是颠覆z.府民众运动。”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藩可能做出不同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为许多藩,对于西方学问与力量态度比中国单中央集权制度更富于变化,能够做出内容丰富反应。”
确实,在开国之际,日本诸藩中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辈,做出反应是很愚蠢,比如盲目排外、乱杀外国人。然而,毕竟有少数藩采取正确应对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些敏感性强人,出现令人惊异各种反应。”比如水户藩、越前松平藩、山内藩等。“这种种反应说明,日本比元化帝政中国有更多获得建设性反应机会。”[4]
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是人类历史个特殊现象,这特殊现象产生依赖于欧洲小国林立特殊条件。无独有偶是,在欧亚大陆另端日本,也因为诸侯林立,可以在危机面前做出多种选择,从而使正确选择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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