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
确信已经审得
实情，姚成烈立刻写
份奏折，向皇帝汇报此案。他提出如下处理方案：
、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其中竟然冒犯皇帝
圣讳，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殊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应以“大逆”罪，凌迟处死。
二、吴英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亲弟弟吴超，亲侄子吴达才、吴栋才，均已经年满十六岁，请按照“缘坐”律，斩立决，先行刺字。
三、吴英继妻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未成年幼子懋才、张才，还有幼孙亚宣、亚二、亚儿，幼侄伟才、观奇、亚三，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速度被送往北京。万里迢迢到北京，已经是九月份。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这桩大案后，做出如下决定：
第、第三条如广西巡抚所拟，即吴英凌迟，女人及未成年者律发配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条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清代文字狱档》）
在传统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上书当道乃是常事。中国早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片言可致卿相”传奇。苏秦、张仪仅凭张利嘴，博得相国之印；东方朔以三千简上书汉武帝，入仕为郎官。事实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献策，乃至献歌功颂德文艺作品（比如杜甫所献《三大礼赋》），是知识分子进身个主要途径。因此，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进身无路而自认有奇才异能读书人怀抱“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梦想，纷纷毛遂自荐，满怀热情地向朝廷献书、献策、献诗、献赋。其目无非两种，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揭露疾苦，为民请命；另种是卖弄文笔，逞露才华，希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极之初，也曾经“广开言路”，每年都会有些千奇百怪献策报送到皇帝御前。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作品多数粗陋无文，皇帝不过笑置之，从未因此而开罪于人。但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却反常态，突然大开杀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个精神有点不正常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献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用王肇基自己话说，“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
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实系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故将心里想着事写成篇”。诗联后面还附有小段议论，虽然词句颠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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