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词气抗厉”，“四座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
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
刚直，咸丰二年（1852）四月，琦善被革职，凄凄惨惨地离开北京，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第二个被曾国藩得罪，是大学士赛尚阿。赛尚阿也是朝中重臣，做过文华殿大学士，还
度当过首席军机大臣。
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并屡败清军。咸丰派大学士赛尚阿南下督师。曾国藩好友、军机章京邵懿辰认为赛尚阿缺乏才干，又素不知兵，去肯定坏事。于是马上上书谏止，但咸丰并没有采纳。后来事实证明邵懿辰判断非常准确，赛尚阿到广西，胡乱指挥，贻误军机，果然败涂地。
咸丰二年（1852），咸丰命将赛尚阿交刑部议处。同样，大部分人想当老好人，参照成例，放过赛尚阿马。只有曾国藩坚持，“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42)带兵打仗犯错误，非同寻常。军务关系重大，直接关系国家安危，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好好带兵？那国家不得亡吗？所以定要坚持原则。
会议结束之后，他又专折奏请从严议处，赛尚阿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这个人特别爱交际，在北京有很多朋友。他又热心肠，爱帮助人，所以在京官当中人缘是非常好。
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让他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赛尚阿更是人脉广阔，曾国藩打破“官官相护”潜规则，成为官场上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43)有次有人请客，曾国藩也去，见个桌子上还有空位，桌上坐，还都是自己认识人，于是屁股坐到那。正想跟大家打招呼，结果他坐下，这桌人纷纷站起来，言不发，都跑到别桌上去。当面这样，在背后曾国藩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这才发现自己坚持原则，会带来这样严重后果。
得罪皇帝和权要同时，曾国藩还得罪普通同僚。画稿事件就是曾国藩窘境明显反映。
前面讲过，曾国藩上给咸丰第道奏折叫《应诏陈言疏》，批评官场风气不正。他说，要改变官场风气，就得皇帝带头学习，带领大家学习圣人教导。所以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皇帝本身振作之气，扭转官场泄沓之风。这道奏折得到良好反应。皇帝对他大为赞赏，对他提出“日讲”建议最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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