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改革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戆直之言。
不过,从此之后,小心眼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皇帝是个特别爱记仇人,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事记辈子。曾国藩后来建立湘军,立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特别防备,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都得不到朝廷支持。这当然是后话。
不过这次上疏也有正面效果。它显示曾国藩直道而行书生本色,心为国耿耿用心,为他赢得很高政治声望。特别是在湖南,他奏折内容经老乡和朋友们,如罗泽南、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传播,为湖南通省所知,湖南士人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知名度和威望下子迅速提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当然这也是后话。
3.北京,生命最艰难时刻
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咸丰皇帝。
在得罪皇帝同时,曾国藩还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
怎把同事得罪呢?
首先是他惹几个大人物。曾国藩晚年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39)就是说,早年在北京时候,专门爱批评大人物。官越大,越不怕。
大名大位者之,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三十岁就当河南巡抚,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虽因鸦片战争而被道光“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不久就获重新起用,任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40)皇帝命将其革职交刑部审讯。
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直很好。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有人还建议让传告他萨迎阿随带司员来对质,传命官与罪犯对质,并不合当时体制,显然有报复这些人之意。当时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位至将相,但是既然犯罪,就是,二是二,得查清楚。司员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没有与罪犯对质道理。如果你们这样办,以后大员有罪,谁敢处理?”(“琦善虽位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研鞫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讯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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