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礼拜一被人刺死。他继承了母亲的天性,从父亲那儿则自幼学会了操持枪械、爱护马匹、驾驭鹰隼,还习得了父亲的勇气和审慎。父子俩讲阿拉伯语,但是从不当着普拉西达·利内罗的面说,生怕她觉得受到排斥。他们在镇上从来不带武器,仅有一次,人们看见他们把训好的鹰隼带出来,那是为了去赈济义卖会上做高空围猎表演。父亲的死迫使他在中学毕业后辍学,接手经营自家的牧场。圣地亚哥·纳萨尔有不少优点,他生性快·活、为人平和、心胸宽广。
在他即将被害的那一天,母亲见他穿着一身白衣服,以为他弄错了日期。“我提醒他今天是礼拜一。”她告诉我。可他解释说,穿礼服是为了万一有机会,他想吻主教手上的戒指。她对此却丝毫不感兴趣。
“主教不会下船的,”她说,“出于义务,他会同往常一样念一段祝祷词,然后就原路返回。他讨厌这个镇子。”
圣地亚哥·纳萨尔知道她是对的,但教堂的华丽壮观对他而言有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就像进了电影院。”有一回他对我说。而他母亲在主教莅临的那一天操心的唯一一件事,只是别让儿子淋了雨,因为她已经听到圣地亚哥·纳萨尔在梦里打喷嚏了。她劝他带上把雨伞,可他却挥挥手向她告别,走出了房间。那是母亲最后一次见到他。
厨娘维多利亚·古斯曼很确定地说那天没有下雨,而且整个二月都没有雨水。“正好相反,”在她临死前不久我去探访时,她这样说,“日头很足,天热得比八月间还早。”圣地亚哥·纳萨尔走进厨房的时候,她正把三只兔子剁成块儿准备做午饭,几只垂涎的狗围着她打转。“他起床时总是一副没睡好的颓丧相。”维多利亚·古斯曼毫无感情地回忆道。她的女儿迪维娜·弗洛尔那时正是含苞待放的年龄,她按每个礼拜一的惯例,给圣地亚哥·纳萨尔端上一杯兑了甘蔗烧酒的苦咖啡,帮他摆脱头天夜间留下的疲惫。宽敞的厨房里,火苗呼呼地燃着,母鸡趴在笼架上,有种悄然诡秘的氛围。圣地亚哥·纳萨尔又嚼了一片阿司匹林,坐下来呷了几小口咖啡,慢慢地思考着,眼睛没有离开过那两个在炉台边掏洗兔子内脏的女人。维多利亚·古斯曼虽然上了年纪,身材却没有走形,她的女儿则有点野性,似乎被正在发育的腺体鼓噪得憋闷不安。当女孩来收空杯子的时候,圣地亚哥·纳萨尔一把攥住了她的手腕。
“是该驯一驯你的时候了。”他对她说。
维多利亚·古斯曼朝他亮了亮沾满血的刀。
“把手撒开,白佬,”她厉声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