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杨百翰大学的教授们没有一个像斯坦伯格教授那样检查过我的写作。没有逗号、句号、形容词或副词都会引起他的兴趣。语法和内容、形式和实质对他而言同等重要。在他看来，一个写得不好的句子是想法构思欠佳，但语法逻辑同样需要修改。“告诉我，”他会说，“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用逗号？你希望在这些短语之间建立什么关系？”当我给出解释，他有时会说“完全正确”，有时会对句法进行冗长的解释来纠正我。
在与斯坦伯格教授会面一个月后，我写了一篇论文，将埃德蒙·伯克与普布利乌斯进行比较，后者是詹姆斯·麦迪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
。斯坦伯格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我不会将他描述为一位老人。他动作轻盈，目光在房间内来回扫视，充满探索的能量。他的谈吐清晰而流畅。
“我是斯坦伯格教授，”他说，“你想看什么书？”
我含糊地说想看一些史学方面的。我已下定决心不研究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学家。我想我的兴趣来自学习了大屠杀和民权运动之后的无据可依之感——意识到个人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远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的。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现在，我需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历史看门人是如何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妥协的。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结果，也许我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麦考利和特里维廉也可能是错的，但从他们争论的灰烬中，我可以构建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我怀疑自己能否把这些都表达出来。等我说完后，斯坦伯格教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谈一谈你的教育背景吧。你在哪儿上的学？”
房间内的空气立刻被吸走了。
“我在爱达荷州长大。”我说。
“所以你在那儿上的学吗？”
回想起来，我想到有人可能把我的事告诉了斯坦伯格教授，也许是克里博士告诉他的，也许是他觉察到我在回避他的问题，这让他感到好奇。不管什么原因，直到我承认了我从没上过学，他才满意。
“太不可思议了，”他微笑着说，“我好像走进了萧伯纳的《》[17]。”
两个月来，我每周都与斯坦伯格教授会面。他从不给我指定阅读书目。我只读自己想读的内容，不管是一本书还是书中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