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杰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18]时用的笔名。我几乎有两周没怎么睡觉:睁着眼睛的每一刻,我不是在阅读,就是在思考这些文字。
从父亲那里我学到,书籍要么被崇拜,要么被摒弃。上帝的书——摩门教先知和开国元勋们写的书——不是用来好好研究的,而是用来好好珍惜的,因为它们堪称完美。我被教导,像麦迪逊那样的人的话,要被视为模板,我应当把自己思想的石膏倒进这个模子,按照它们完美无瑕的模型轮廓重塑自我。我读这些书是为了学习该思考什么,而不是如何自己思考。与上帝无关的书则被驱逐,它们是一种危险的存在,不可抗拒地强大而狡猾。
为了撰写论文,我不得不换一种方式读书,不让自己陷入恐惧或崇拜。伯克捍卫过英国君主制,因此父亲会说他是,bao政的代理人,他不会允许家里有这样一本书。信任自己,去阅读这些文字,让我感到一阵激动。读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的作品时,我也感受到类似的兴奋,尤其是在我放弃他们的结论而支持伯克的观点,或者是在我看来他们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这种阅读方法中植入了一些奇妙的假设:书并非儿戏,我也并不软弱。
写完这篇论文后,我把它发给了斯坦伯格教授。两天后,又到了我们见面的时间。他隔着桌子盯着我,一言不发。我等着他开口说这篇论文是一场灾难,是一种无知的思想的产物,说它不自量力,引用的材料太少,得出的结论太多。
“我在剑桥教了三十年书,”他说,“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论文之一。”
对侮辱我有备而来,但我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回答。
斯坦伯格教授一定对这篇文章作了更多的评论,但我什么也没听到。我脑海中充满了一个痛苦的需求:离开那个房间。那一刻,我不在剑桥大学的钟塔里。我重返十七岁,坐在一辆红色吉普车里,而我爱的男孩刚刚碰了我的手。我落荒而逃。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毒药,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丑恶一面必须得到表达。如果不是用他的声音来表达,我就需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我不记得是怎么离开钟塔的,也不记得那个下午是怎么度过的。那天晚上有一个正式的晚宴。大礼堂被烛光照亮,很美,但我感到开心还有另一个原因:我没有着正装,只穿了黑衬衫和黑裤子,我以为在昏暗的烛光下人们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一点。我的朋友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