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虽良楛殊，幸无拜金之辱。”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社会重农耕，经商之人位于四民之末，儒家伦理反复讲求义利之辨，历代法典大体皆以保护乡里基本秩序为职志，商业行为在某
时期或许显得较为活跃，但总体上并不被国家权力赋予过高地位。在这样
政治文化熏陶下，“贵均平、恶专利、重道艺、轻贪冒者，汉人之国性也”。虽然近代中国需要发展工商业，提高生产力，可是不能因此而忽视这过程中普通民众生活状况。五朝法律固然不能照搬来当下，但其中透露出立法精神，却能成为审视法律改革、思考何谓良法历史参考。
进步而言，清z.府在1903年成立商部，作为管理工商事务中央机构。随后商部颁布系列鼓励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法律，如1906年颁行《公司律》与《破产律》等，给予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比较完善法律保障。此外，清廷还鼓励工商业者成立新式社团，商部于1904年颁布《商会简明章程》，使全国各地商会成为联络工商统组织，并且得到官方认可。有鉴于此，章太炎批评：
自满洲z.府贪求无度，尊奖市侩，得其欢心，而商人亦自以为最贵，所至阻挠吏治，掣曳政权，己有欺罔赃私之事，长吏诃问，则直达商部以解之，里巷细民小与己忤，则唆使法吏以治之。财力相君，权倾督抚。官吏之贪污妄杀者不问，而得罪商人者必黜；氓庶之作*犯科者无罚，而有害路矿者必诛。上无代议监督之益，下夺编户齐民之利，或名纺纱织布而铸私钱，或讬华族寓居而储铅弹，斯乃所谓大盗不操戈矛者。
针对这样现象，章太炎认为立法必须根植于中国社会基本现状，尽量抑制资本势力过度膨胀，同时需要照顾到备受中外资本主义压迫农民与工人，这些群体生存状况不应在奖励工商名义下被忽视。如果法律条款过分偏向资本势力，那
资本扩张过程中掠夺性占有将有可能被合法化，劳动者生计将愈发艰难，造成“商益恣，工益繁，农益减”后果。基于此，章太炎指出《晋律》规定“常人有罪不得赎”，意在“惧贫民独死，而富人独生”，这体现出他担忧随着资本势力不断增强，可能造成新政治压迫与社会不平等。总之，章太炎之于五朝法律，考史其名，鉴今其实，表达
他对政治平等、社会公平，以及每个生活于中国大地上人都能真正独立、免于压迫强烈向往。而在别文章中，章太炎具体提出四点经济主张：首先，“均配土田，使耕者不为佃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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