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吱声。
我又说:“你本来可能两条腿都保不住的,弗兰茨。韦格勒没有了右胳膊。那要糟糕得多。况且,你可以回家去了。”
他瞅着我。“你真的这样认为?”
“把有关你下士先生的事统统揭发出来!”克罗普说,将手指放在裤裆缝那里,这是一个侮辱性的手势。
希默尔施托斯发觉我们是故意这样干的,便一句话也没说,走开了。可是在消失以前,他还吆喝了一句:“你们自讨苦吃。”—但是这已经是他权威的终结了。他后来在新翻耕过的田地里又试过一次,要大家“卧倒”和“预备,跑步走”。每一道命令我们都是执行的,因为命令终归是命令,总得要服从。但是我们执行得那么缓慢,把希默尔施托斯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从容不迫地跪下去,随后用胳膊撑着地。他气坏了,下一道命令都喊完了,我们上一个动作还没结束。我们还没开始流一滴汗,他的嗓子可已经嘶哑了。从此以后,他便不再来挑衅。虽然他还是一直管我们叫下流坯,不过口气里多少带着一种尊敬的意味。
还有许多相当正派的下士,他们可要通情达理得多。不过他们几乎每个人都不想丢了自己的好差事,而这个目的就只有靠对新兵严厉才能达到。
因此,营房场院上所有的军事训练项目,只要可能,我们就得全部进行一遍,常常气得号叫起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因此得了病,沃尔夫就是患肺炎死的。可是,如果就此认输,自己也未免觉得可笑。我们变得严酷,猜疑,残忍,爱报复,粗野——而这也挺好,因为这些特点正是我们缺少的。如果我们不经过这段时期的训练就跑到战壕里去,那么大部分人一定会发疯。只有现在这样,我们对行将到来的事情才有所准备。
我们没有被摧毁,倒是适应了下来。我们二十岁的年华,固然使其他许多事情变得艰难,可是在这一点上却帮助了我们。不过最最重要的是,它在我们心里唤醒了一种强烈、实用的集体精神,这种精神在战场上便发展成为战争中产生的最好的东西:同志友谊!
我坐在克默里希的床旁边。他越来越衰弱了。我们周围是一片喧腾吵闹。一列运送伤病员的火车刚刚开到,那些可以转移的伤员正在一个个被挑出来。医生从克默里希的床边走过,连望也不望他一眼。
“等下一次吧,弗兰茨。”我说。
他用臂肘撑在枕头上,抬起身来。“他们把我的一条腿给截掉了。”
原来他也已经知道啦。我点点头,回答他说:“你应当高兴,这样一来你倒可以没有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