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途径，而宗族则是民众群体内部自生的社会关联和组织形式。自西周以来，这两者就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两者仍然是密切结合的，只不过是结合的方式略有变化而已。”(pp.112—113)作者在随后的讨论中区分了两者，着重于乡里制度，从而更多地强调了这一正式制度安排，但讨论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家族或其他民间团体追求自身利益的举动，如明代江汉平原刘氏与林氏利用从事湖业的“业户”系统与州县里甲户籍纳赋应役系统相对分离的“制度性空隙”来获取更大利益。
以上讨论意味着，“皇权下县”与否，不是一个单维度的、定性的判断，需要多维度、不同层面的认识和评估，特别需要借助社会科学工具进行分析，从互动演变过程与机制着眼，从跨时段、跨区域、多维度的比较中进行评估。将鲁西奇的著作放在这个大的文献脉络中讨论，可以指出以下基本认识：其一，乡里制度、基层统治古已有之，以不同形式持续下来，它集中显示了皇权的稳定存在和象征性意义，以及国家建构向下延伸的稳定制度安排；其二，家族制的重要意义历史上一直存在，是利益共同体所在，其社会整合作用似乎在近代尤为凸显；其三，乡里制度与家族制度可能有复杂多重的关系，既矛盾紧张，又密切关联、互为依托。而且，两者互为抵触、互为竞争的状况反而可能会推动各自的内聚力，而不一定是彼此抑制和削弱。我们需要从两者的关系中认识乡里制度和基层社会秩序。
从帝国逻辑看一统性与多样性并存的长时段趋势
从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到20世纪初的清末，乡里制度这一基层控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以各种形式延续了两千余年，贯穿了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这本著作的主题与布罗代尔(2008[1969])提出的“长时段甚至是超长时段的历史”不谋而合。布罗代尔指出，长时段展示了长期趋势及其结构性和稳定性要素，其中的两大要素是地理环境和文化系统。“这些潜流的真正意义只有当人们观察到它们在长时间的作用时才会显现。惊天动地的事件常常发生在一瞬间，但它们不过是一些更大的命运的表征。而且只有根据这些命运，事件才能得到解释。”(p.4)“所有的周期、间周期和结构性危机都可能掩盖某些人称之为文明的系统的规律和持续性。这里所谓的文明，是指全部的旧思想和行动习惯，以及固定的模式。它们不易被打破甚至有时还反对整套逻辑。”(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