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07])。即使在一统的里甲制度背景下,各个家族也大小不一、传统各异,在不同地区的组织程度也参差不齐——这些都蕴含了区域性差异的渊源。
在史学研究中,时有史料零散残缺之难,学者需要借助思想逻辑和概念工具连缀史料缝隙,扩展想象力来提出合理的推测(胡宝国2020)。依此精神,下面我从“帝国逻辑”的理论视角(周雪光2014)来进一步审视鲁西奇著作中展现的乡里制度,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中讨论一统性与多样性这一主题。
“帝国逻辑”理论以委托与代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这三对关系来概括和刻画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这一理论的起点是,历史上中国国家治理因面临国土广袤、文化区域多样以及中央集权体制等状况,在中央—地方关系中面临更为突出的“委托与代理”挑战,即官僚体制内部与中央—地方间不同利益、不同信息分布会带来更为高昂的治理成本。在长期历史演变过程中,发展出了相应的应对机制和制度安排,特别体现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既相互依赖、又紧张制约的动态关系,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名与实)在委托人与代理人间不时转化等一系列实际运行特点上。我们可以从“帝国逻辑”的理论视角审视乡里制度,提出一些新的思考线索。
首先,中国很早就建立了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一统体制,这是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特点。从帝国的顶层设计到基层社会的乡里制度,其间需要漫长的行政链条,都依赖于流动的*员代皇帝执政,这体现在驿站马背传递的指令和*员的足迹所及。流动的*员来到地方任职,通常面临语言不通、民情不谙等困境,且大多在位仅两三年时间,因而更多需要依靠稳定的地方性社会网络来执行公务。再者,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有不同派别和利益集团,这些群体在不断地分化组合和讨价还价。不难看到,从高高在上的皇权到基层社会的乡里制度,其中存在可观的委托—代理成本代价。
上述委托与代理的困难意味着,即使组织中的正式权威规定明确、规则周密,但其正式权力受到信息代价、交易成本等各种因素约束,亦不得不采取各种变通方式实施之,遑论信息交通技术低下的历史中国。例如,虽然税收政策通过自上而下的渠道制定推行,但各地实际状况的信息分散,若坚持一统要求则会使得信息成本高昂不堪,因此不得不将实质性权力下放到基层*员手中,于是导致了“原则上不让步,实施上不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