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也缺乏跨时空可比性。目前，学者（尤其是定量学者）在研究国家能力时，往往使用国家所掌握资源（如财政资源）的多寡，或是否有一套完善且高效的官僚体制来衡量国家能力(e.g.，DinceccoandKatz2016)。这背后隐含的假设是，国家所掌握的资源越多，组织能力越强，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能力也就越强。然而，资源投入与目标实现之间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对复杂概念的简单量化也许会忽视一些重要的理论面向。例如，以资源投入为基础来度量国家能力，也许会忽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当国家与社会处于良性互动，或者国家统治合法性较高、z.府的政策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时，即便z.府资源不足，国家的政策目标也容易实现；反之，如果国家—社会关系恶化，即使z.府资源充足，政策执行也将面临巨大挑战(WeissandHobson1995)。
又如，在上文提到威默尔等人的研究中，作者试图检验诸多竞争性假说，因而对不同假说都寻找了代理变量以进行统计检验。然而作者所找到的代理变量能否度量其他学者所提出的理论概念，本身是值得讨论的。如单位平方公里的铁路总长是否能够反映一国的经济现代化程度，以及更根本的，铁路总长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否能用来检验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核心命题，即经济现代化促进了民族国家形成，都有非常多的讨论空间。数据质量不佳或数据无法度量理论变量等问题，都会造成度量误差。<注："之所以选择“铁路总长”这一指标，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现代化理论认为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促进了一种跨地域的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而铁路系统是该市场发育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则是相对于劳动力流动，铁路的数据更易得，且度量误差更小，详见WimmerandFeinstein(2010，773)。">一般来说，度量误差越大，得出的定量结论就越不可信。尤其是，当度量误差由某种社会结构内生决定时，我们的因果推断将面临严重挑战。
面对变量度量方面的挑战，常见的应对策略包括寻找更好的研究设计，识别度量误差的来源以做出调整，等等。同时，我们也可以构造若干个替代性度量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例如，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世族是一个存在争议的概念。如何定义世族，史无明文，学者对此也有诸多辩论。毛汉光对中古中国统治阶层的社会成分进行分析时，就将与世族相关的一个概念——士族——定义为三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