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事件再生产了结构和局势。结构、局势和行动者的同时着力，使事件波谲云诡，充满了种种悖论，社会学的一对基本概念——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张力也就深隐其间。那些仅仅从结构眼光来解读历史的人常常不耐烦被马克思书中诸多的历史细节所缠绕，或者仅仅把那些当作马克思酣畅淋漓的修辞术的展现。然而，正是对这些历史事件及其悖论的细致解读，对这页灰暗的历史的耐心辨析，才是走向马克思所开创的事件社会学的通道，才是克服那种粗,bao的线性的阶级决定论的关键。
第二个典型例子来自蒂利。蒂利是比较历史分析大军中的重要成员，不过其著作风格多变，不拘一格，本文仅分析他早年出版的博士论文《旺代之乱》(Tilly1964)。该书虽是其早年著作，却不仅被史学家看作蒂利最好的著作，就连他的老师摩尔也持同样的看法（亨特2007，281；斯奈德2021，119）。法国西部旺代地区1793年的叛乱在蒂利后来更加关心的宏观社会变迁中只能算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小事件。然而，早年的蒂利却恰恰选择了这样一个事件作为他博士论文的选题。蒂利在此书中把他所关心的法国近代城市化问题嵌入在对法国旧安茹省南部两个地区——瓦索米尔(Val-Saumurois)和莫日(Mauges)对法国大g,m截然相反的态度的根源比较中。前者经历的是彻底均衡的城市化，后者经历的是后发的、不完全的城市化。而城市化的不同进程又与社会结构的不同特点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当地的政治走向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比如，莫日地区在大g,m前的基本特点是：农业的非商业化、农民住宅的散落和孤立、通婚的区域性、土地耕种的被隔离性、不在村地主的广布性、纺织工业与传统农业的并存性以及纺织雇工工资的剧烈波动性。这些条件使莫日1789年法国大g,m后在政治上虽然从直接统治转变为间接统治，却无法弥合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分裂和矛盾。乡村牧师对g,m宣誓的低支持度充分揭示了莫日乡村社会对新z.府的政治仇视，而1793年的征兵不过是引爆这些社会矛盾的导火索而已。与此同时，莫日乡村的孤立性和分散性也使其反g,m活动显得缺乏中心性和团结性。而瓦索米尔的社会结构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与莫日相反，从而导致其对g,m的忠诚。蒂利将精细的历史叙事和个案对比与宏观的结构分析及中观的局势分析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风格与马克思把阶级分析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