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江西吉安地区两个g,m根据地——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组织形态的比较，分析了影响红色地方武装与根据地的组织形态差异的各种内外因素，并澄清了“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在中国**党早期历史中的内涵。再如，我对1930—1931年主力红军的整编过程进行了研究，提出主力红军的整编是在授权、理想、纪律、实力和人脉之间互动的结果。在这个研究中，我把中央苏区的红军与其他两个主要苏区的红军的整编形态进行了对比，由此发现中央苏区的红军整编受到朱毛红军的强烈辐射，毛**提出的“伴着发展”战略思想是产生这种辐射力的一个重要源头；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整编几乎同步地反映了中央的政策变迁；湘鄂西苏区的红军整编则体现出一定的自主性。中国**党组织“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关系，在红军的整编实践中初见端倪（应星、李夏2014；应星2015；2018）。这种微观比较分析的运用与蒂利在《旺代之乱》中的比较是较为相似的(Tilly1964)。
再次，“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与概念史结合在一起的事件史分析。一般来说，以还原事件真相为中心的事件史分析与以探究概念含义为中心的概念史分析是两种不同的分析传统。然而，将事件史分析与概念史分析截然分开，对这两种传统都是不利的。一方面，拿在概念史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德国学者克塞雷克来说，本来强调的是概念史“既追溯哪些经验和事实被提炼成相应概念，亦根究这些经验和事实是如何被理解的，概念史因此而在语言史和事物史之间斡旋”，概念史与社会史的关系是其史学方法论思考的中心点。然而，克塞雷克主编的《历史基本概念》终究还是被人诟病社会史缺失，并未真正融入“社会知识”（方维规2020，149—159；38）。另一方面，实证史学传统下的事件史分析由于缺乏整体性的问题意识而屡屡被批评为“碎片化”。人们往往把概念史归于德国传统，而忽略了福柯的谱系学其实也是一种概念史。福柯这种谱系学式的概念史的特别之处，就在于突破了他自己早年把重心过多放在词语分析上的“知识考古学”，转而尝试把话语分析与非话语实践（即事件分析）结合起来。只有这种结合，才可能既剥离出复杂语境中的基本概念，又辨析出积淀于特定概念的重要事件。“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在这个层面上的旨趣与谱系学是大体相通的。同样以我所做的g,m研究为例。有学者已经注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