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件;它必须对事件的重现保持敏感,但不是为了追踪事件演进的渐进曲线,而是重新找出事件扮演不同角色的不同场景;谱系学甚至还必须界定没有出现这些事件的地方,没有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刻”(福柯2001b,115)。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所谓“根茎”状的“关系/事件”中为某些事件重新赋义。比如,人们可能疑惑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细致地去研究江西万安,bao动这样一个在中国**党g,m史上的小事件(应星、李夏2014)。显然,我们的研究旨趣不是要去填补江西地方g,m史的空白,也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万安,bao动的意义被低估了,因而要为万安,bao动在中国g,m史的重要性的排序上重新予以正名。万安,bao动其实就是一个小事件,一个充满偶然性的小事件。它与我们所关心的中国**党早期组织路线之间不是同心圆模式,也不是缩微模式,它并不具有社会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它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于中国**党早期组织路线来说具有象征意义;在于它对中国苏区g,m史的大事件——诸如古田会议、富田事变等具有隐喻(metaphor)的意义。我们需要从一些看似与大事件无甚直接关联的远源去深入理解那些复杂的行动者和关系构型。这正如大河移民上访对中国政治和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地方性的小事件,但事件之间那些复杂的、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关系不是被线性的、单义的或结构的因果关系所排除,而是在那些偶然的“爆炸”和“入侵”中,在所谓的“隐喻”中被揭示出来(应星2001,340)。
其次,“追根溯源的事件社会学”是通过微观比较分析来厘清事件的根源、流变与分叉。我赞同许多社会学家关于比较是结构性分析的要害所在的说法。“追根溯源”在这个层面上正体现为比较方法的广泛运用。不过,美国主流的比较历史分析大多落足在宏观社会结构的比较分析上,忽略了蒂利在《旺代之乱》中提出的微观比较分析。而我在对中国**党g,m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强调的是在总体史问题关照下进行细致的微观史比较。比如,在万安,bao动的研究中,我们把组织江西万安,bao动的领袖曾天宇与另一领导人张世熙进行了全面的对照,从而揭示了中国**党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g,m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又如,我通过对土地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