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着复杂的联系（因为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权力可以影响全球化的经济交换形式），诸民族国家在其中生存和行动，并需要不停地适应以在这些庞大的社会当中求生。但是有一点是清晰明了的。现代世界中国家的权力——除了一个下面要提到的例外——已经急遽扩张。用国家可以控制的经济份额来测量国家权力是最好的方式，罗马和当代发达国家的对比在战争这一点上看得最清楚。罗马大约可以控制帝国GDP的5%～7%，其中几乎所有资金都用在了军事上(Bang2008)。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不尽相同，表现在和平时期也能控制1/3以上的GDP，战争时期则更多。由于采用所得税预扣法(payasyouearn)，多数人很少意识到国家的在场，也就是说，财政扣除在现代公民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完成了——这与过去军队被迫从极不情愿的农民身上榨取资源截然不同。另一个事实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国民对国家实际上在做什么没有一个普遍的认识。1880年，英国成为第一个国内z.府预算超过军事事务预算的国家，而这种模式现在已经很普遍了。举例来说，美国当下在老年医保项目、社会保障和教育上开销更大，而军事开销在美国仅占3%～5%，而在欧洲国家更是少于2%。尽管考虑到相对成本，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谨慎——一个美国士兵是极其昂贵的，和阿富汗部落成员相比尤其如此（后者也射击精准、战斗力强大）。总的来说，国家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正在消亡。相反，国家正在获取新的权力，幸运的是这些权力目前被用在禁烟和防止家庭,bao力上。
我在前一段提及的“例外”是和南方国家有关的。从大量通过去殖民运动获得独立的国家的笔直的边界线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殖m;主义的影响。<注："意为殖民者往往简单通过经纬线来划分势力范围，之后这些边界由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所继承。——译者注">这些只是“准国家”，是法律的虚构物，国民往往由不同的族裔组成，并不共享同一个身份，其中许多人在相邻的国家有亲属。这些国家的税收收入很低，这使得他们的国家建构如同民族建构一样脆弱。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南方国家将“互不干涉”的国际原则纳入了联合国的基本规范，这一原则排除了以往时代相当普遍的征服行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Nyerere)的总结就很好：正因为所有的国家边界都是无意义的，这些边界必须被维持。<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