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非政治化(Hirschman1970)。这提醒我们，这一普遍的理论适用于人们进入现代世界的另一种形式，即民族的形式。在这里，退出恰好是正确的词汇：如果一个民族在一个更大的政治框架内没有被允许拥有其文化和政治权利，它可能真的会寻求退出——就是说，它可能选择脱离。
但是我们可以超越这一点。在讨论比较历史社会学当前议程之前，如我所说的，让我们转而看看具备历史视野和采用比较方法带来的好处。这个选择必然又是个人的、反映我自己的观点，且由于集中关注资本主义世界发达的核心部分而略有偏颇。
历史的用处
我们可以再次考虑将社会演化的性质作为起点，因为比较历史社会学提示我们，有些东西对于所有社会研究来说都是十分基础的。韦伯在讨论“改变世界的单一事件”(singularuniversals)的时候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注："韦伯此话的意思是说，有些单一事件/变化可以改变世界，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偶然的：这发生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但其所创造的财富和权力迫使其他地区也必须模仿资本主义以求生存。——译者注">基于最简单的原因，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一个地方的根本变化会形塑其他地方的反应。最典型的例子是资本主义——特别是15世纪以来在欧洲西北部以工业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某个地方出现了新突破，没有人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自那以后，政治就是模仿而不是发明。尽管答案并不总是简单的——实现欧洲主导地位的秘密究竟是教育、世俗主义还是强有力的国家？——但政治被有关一个新的世界的可能性的知识所改变了。所有这些都是在说，既然没有办法重复关键历史时刻，社会科学必须经常理性地、尽其所能地复现在单个案例中发生的事情。对此，比较历史社会学的一个根本贡献来自盖尔纳提供的一个非常简洁的“农业—文化政体”(theagro-literatepolity)模型(Gellner1983；Hall2012)。<注："盖尔纳此概念是指，在前现代世界的大部分时期，农业社会是高度分层的，其中有一小部分精英掌握了读写和建构文化的权力，他们可能是官僚、教士或贵族等。他们掌握着所谓的高文化(highculture)，与农民的地方性低文化(lowculture)相对。而进入现代世界之后，读写能力普及，高文化成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