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将之付诸实践。这正是列宁在《怎么办？》中已经提出的：工人的行动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只能够由——也确实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提供的对替代性未来的想象所成就。相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评述雅各宾派和反对沙阿的主要神职人员。
第二个代表性的发现与之相关。尽管列宁对g,m的本质有着非凡的洞见，但他的路径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说工人没有自己的g,m意识是不对的。在列宁的有生之年里，俄国的工人有时是真正的具有g,m性的，尤其在1917年他们在街上设起路障的时候，他们制造了权力的对立。那为什么工人的g,m意识还会变化呢？其中最显著的解释就是去比较性地看待在1914年之前发生的工人阶级运动。1914年以前，国家力图控制人民，而不是像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那样动员人民。据此，可以很容易就构造一系列阶级意识的不同层次(Mann1993)。在美国，阶级意识几乎不存在。白人男性在19世纪30年代获得了选举权，将国家变成他们自己的国家，并因此把斗争限制在了工业领域。在英国，当国家短暂地威胁到了工会权利，工党就出现了，但它尚缺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个分类的另一端，则是德意志帝国和沙皇俄国。反社会主义的法规在1878—1890年期间确实在工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建立了联系，使得德国社会m;主党在退回到改良主义之前一度看起来像是社会主义转型的代理人。俄国也有类似的变化：当国家允许工人拥有组建工会的权利时，工人是改良主义的，当独裁z.府过于残酷以至于工人们不得不对抗国家时，工人则是g,m的(McDaniel1988)。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其中的逻辑。多数人害怕被杀死，在改革这个选项可行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倾向于改革。因此，阶级意识既来自纯粹的经济因素，也同样来自政治排斥。对此立场，古德温(Goodwin)说得最清楚。他的研究说明，人们只有在“没有出路”的时候转向g,m(Goodwin2001)。而更完整的带有社会学洞见的观点则更全面。社会运动会带有与它们互动的国家身上的特征。包容使改良主义政治得以存在，因此驯化了激进主义；相反，排斥将导致政治化，最终引向对国家的攻击。这个理论洞察来自赫希曼：发言权创造忠诚，而发言权的缺失带来政治化。值得注意的是，赫希曼在他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中所使用的概念是“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