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这本书主要是为了阐明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和制度在西周已有雏形，到战国已有很大发展，而在汉武帝时代就初步定型成了一个笔者称之为“儒法国家”的政体形式。之后中国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最终都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儒法国家”体制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即一个发达的官僚体制、君主和儒学化了的文官之间紧密的联盟、高度的精英文化认同、对游牧人口巨大的辐射压力，以及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发达的商品化经济（非市场经济）。这些特征赋予了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很强的韧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宋以后的中国完全没有朝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方向发展的可能。加州学派的一些主要观点因此难以成立(Blaut1993；Frank1998；Goldstone2000；Pomeranz2000)。
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历史社会学研究与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这一核心问题意识之间的联系。摩尔的《专制与m;主的社会起源》的问题意识最为明显，那就是想解释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到来的冲击下，一些主要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走了议会m;主制、法西斯主义和**主义g,m这三条完全不同的道路(Moore1966)。具有历史社会学视野的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Wolf)研究的虽然是“二战”后的农民g,m，但其核心却是要解释为什么“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不但经济发展不起来，还陷入长期战乱，而他的回答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的率先兴起给后发展国家带来的三个方面的灾害性后果，即文化危机、人口危机和生态危机(Wolf1969；2010)。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学者们提出了强国家/弱国家、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等概念，并在这些概念的指导下对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Amsden1989；Evans1995；Kohli2004；Migdal1988；Wade1990)。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些概念，背后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量的非西方国家在民族认同建构和国家建构方面严重滞后，以至于国家不但力量微弱而且缺乏自主性，因此无法领导各自的国家朝着成功的市场经济道路发展。
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发展和后果”会成为历史社会学唯一的实质性问题意识？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