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都会试图在资源、技术、组织、信息、战略和战术等方面超过对手。军事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后，占优势的一方就可能做出包括过度扩张、藐视对手、忽视自己的弱点和潜在危机等错误决策。对于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对方越强大，他们向对手学习和图强的欲望就会越大，于是就会启动强弱力量转化的军事道家时间。
经济行为所能引发的道家时间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别来理解。在微观层面，任何一个公司在成功的同时，势必会提高公司职员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提高商业成本；公司的成功也会使得成功阶段的组织和经营模式固化，从而给以后的制度创新造成困难；成功还会刺激其他公司模仿并研究超越手段。这些和其他类似性质的社会机制都会把某些公司从成功带入困境，把另一些公司从弱小引向壮大。在宏观层面，市场竞争越不受到控制和调节，贫富差距和环境危机等问题就会越严重，由此造成的各种压力势必会在社会上引发反市场经济的大潮；而大潮一旦来临一般都势不可当，由此造成的对市场的过度压制，势必会引发普遍的贫穷和稀缺，从而增强各种反向逻辑的力量。
政治行为所能引发的道家时间逻辑就更多了。比如，在农业社会中，国家的持续强盛会加快人口增加。这时，人多地少现象就会越发严重，国家的税收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不断减弱。还比如，国家力量的持续走强必然会给统治者带来过度自信，固化和强化利益集团政治，让官僚科层逻辑取代政治逻辑，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类似的原因都会壮大那些削弱政治势力的力量，形成各种与政治逻辑相关的道家时间。
理想型的意识形态权力不会促进积累性发展，并且高度弥散多元。这些性质就使得理想型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存在就如同工程学中所讲的“白噪声”一般，它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信息，最多就是给社会增加了一个稳定器，且不引发任何形式的“发展”，也不会启动循环时间逻辑。但是意识形态能论证社会存在和社会行动的合理性，因此很受其他类型的社会行动者青睐，这是因为有意识形态支持的社会力量不但更为牢固，而且还能释放出原本不可能获得的社会能量。但是在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力量结合后，意识形态权力就不再以理想型状态出现。具体说就是，与其他社会力量相结合后的意识形态就可能会走向强势，其行动者就会获取大量社会资源，并且启动意识形态权力的组织化、教规化以及表述的“高级化”和精细化进程。这就给今天的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