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托关系搞定了签证的事情。”
“不是说回不去日本了吗？”
“不回日本，我要去加拿大。彬彬家里人没有回来的希望了，事情已经定局了。但是她考上了加
拿大的学校，所以我打算先过去以后再想其他办法。无论如何，到了那里，我和她就都自由了。”
“你确定那是自由吗？”
？”他问我们。我们都不吭声，抽着烟，站在门口等他把车开出来。
“刚刚你有没有动过一丝那种念头？”我缓过来以后问群青。
“嗯。”他回答。
“我们没动手是对的，你说呢。”
“不知道。但我当时想好了，万一我俩真的动了手，不管是谁，都算在我头上。”
“不确定，但我现在是这样想的。”群青回答。批发大楼周围的路障还没有解除，缴械投降的伤者陆陆续续从里面出来，七倒八歪地排成一排，一直排到了大楼拐角，都松了口气似的，大口大口吐着烟。师傅把我们的车开了出来，保险杠用好几层封箱带给重新粘了回去，绑得结结实实。这车早已过了说好的两年期限，但它体体面面，和我们珍惜的每件东西一样，保持着尊严。师傅打开车门说：“你们听说里面的消息没？又打死一个人。据说几个核心成员当场抽的生死签去认的罪。我在这里十几年了，这种阵势前所未有，门口那些人处理到现在还没处理完。我告诉你们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也算是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了，自此往后，里面所有的人都要重新考虑接下来的打算。”这话说得挺牛逼的，我端端正正敬他一根烟。
我和群青也重新考虑了接下来的打算。我们中断了进货，计划在他离开之前将仓库里的存货清空。至于那以后，群青让我早做打算，但他不会再参与其中。我一如既往地接受和应允，心里却一片空白。回想起来，那一段时间里，我仿佛置身于一场被动的梦，而这场梦早在我意识到之前便已开始，起点在哪里，自然无法追溯。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困扰或者沮丧，相反，我精神百倍，每天在仓库和市场间摸爬滚打。直到告别的前一晚，我们在仓库里彻夜结算帐务，做完的时候也差不多该出发去机场了。路上天慢慢亮起来，广播里通宵的音乐节目正要说再见，我想着这些年里，一起见证过四季的清晨，不由有些激动。而群青歪在旁边睡着了，头枕着玻璃，在颠簸中发
“算在你头上是什么意思？”
“作为感谢。”
“感谢什么？”我懵了。
“我打算走了。他们不会再找到我的，不管出什么事，我都算是畏罪潜逃了。”
“你去哪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