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非常深刻,他说,苏军入侵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对病毒入侵时的免疫风,bao——它的确杀死了病毒,但是同时也杀死了自己。
所以,检视阿富汗沦为“失败国家”的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教训其实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所以要实现它,只能诉诸极端手段,而极端助长极端,最终,它们在相互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其实,极端的并不是阿富汗的主流社会。2019年一项民调显示,只有15%左右的阿富汗人表示同情塔利班,80%的人表示支持女性权利、社会平等和自由表达。所以,阿富汗缺的不是温和的力量,缺的只是愿意为温和而战的力量。历史或许有投影,但并没有宿命,既然它曾经转向,就有可能再次转向。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命运指向何方,常常取决于“沉默的大多数”是否继续沉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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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mtiyazKhan,“Afghanistan:HumancostofarmedconflictsincetheSovietinvasion,”Perceptions: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17(4),2012.
[2]AliaChughtai,“Afghanistan:Whocontrolswhat?,”TheAljazeeraNews,Jun24,2019.
[3]AlexP.Schmid,“PublicopinionsurveydatatomeasuresympathyandsupportforIslamistterrorism,”InternationalCenterforCounter-Terrorism,ResearchPaper,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