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的托儿服务”，她们愿意出去工作。[75]但总的来说，她们得不到。在过去的10到15年里，英国的儿童保育费用已经超过了一般的通货膨胀率，[76]英国父母在育儿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净收入的33%，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是13%。[77]因此，英国各社会经济阶层对儿童保育服务的接受程度极不平等（特别是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也就不足为奇了。[78]这也对女性的有偿就业产生了连锁反应：29%的英国女性（在中低收入母亲中这一比例升至近50%）告诉麦肯锡公司，“生完孩子后重返工作岗位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么说的女性是持同样观点的男性的2倍。[79]
纽约州的情况类似，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纽约是美国育儿成本最高的一个州。[80]美国进步中心发现在纽约市长引入普遍学前教育之前，“在等待儿童保育援助的纽约家庭中，超过三分之一失去了工作或无法工作”。在幼儿园面临资金大幅削减的洛杉矶，估计有6000名母亲将放弃大约150万小时的工作时间，每年损失的工资总额达2490万美元。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有持续的儿童保育服务，母亲保住工作的可能性会增加1倍。另一项研究发现，“z.府资助的学前教育项目可以使母亲的就业率提高10%”。[81]1997年，魁北克省z.府做了一个尝试，为儿童保育服务提供补贴。在出台补贴机制后，儿童保育费用下降了。到了2002年，育有至少一个1到5岁子女的母亲的有偿就业率增加了8%，她们的工作时间每年增长了231小时。[82]此后其他几项研究发现，提供公共托儿服务与女性有偿就业率提高“密切相关”。[83]
将儿童保育工作从一种主要是无偿的、女性化的、无形的劳动形式转移到正规的有偿工作场所，是一种良性循环：如果育有5岁以下子女的妇女从事全职工作的人数再增加30万，估计将增加15亿英镑的税收。[84]妇女预算组织估计，增加的税收收入（连同减少的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将能抵销每年儿童保育89%至95%的投资。[85]
这可能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因为它的基础是当前的工资水平——就像适当的带薪陪产假一样，公共资助的儿童保育也被证明可以缩小两性薪酬差距。在丹麦，从26周到6岁的所有儿童都有资格享受全日制托儿服务，2012年该国的两性工资差距约为7%，而且自2009年以来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