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用了12年时间才终于确诊。她告诉我：“我第一次出现症状的时候大概是14岁。当时我特别不好意思，没有去看医生。”接下来2年间，她排便时一直感到急迫、痛苦、频繁，有时甚至带血，但她始终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有一天晚上，她痛得再也无法隐藏了。“我躺在浴室地板上，像胎儿般蜷成一团，动都不能动。我怕我要死了。”当时她16岁。
米歇尔的父母赶紧把她送到急诊室。那里的一位医生（当着她父母的面）问她是否有可能怀孕了。不，完全不可能，米歇尔解释说，因为她从来没有过性生活，而且无论如何，痛感来自肠子。“他们把我推进诊疗室，没有任何解释，就把我的脚放到了马镫支架上。接下来，我的*d里塞进了一个又大又冷的金属窥镜。疼得我坐起来大声尖叫，护士只能把我推回去，在医生确认我确实没有怀孕时一直摁着我。”出院时，医生“只开了一些贵得出奇的阿司匹林，并建议我休息一天”。
在接下来的10年里，米歇尔又向另外两名医生和两名（男性）胃肠病专科医生寻求帮助，他们都告诉她，她的问题出在她的脑子里，她不能再这么焦虑下去，放轻松。26岁时，米歇尔被介绍给一名女性全科医生，对方安排她做结肠镜检查：结果显示，她的整个左侧结肠都有问题。她被诊断患有肠易激综合征和溃疡性结肠炎。“真有意思，”米歇尔说，“我的结肠并没有长在脑子里。”结果，由于耽误诊断和治疗太久，她患结肠癌的风险增加了。
读到这样的描述，很难不对那些辜负了米歇尔的医生感到愤怒。但事实是，他们并不是单独的流氓医生，也不是应被剔除的害群之马。他们是一个医疗体系的产物，而这个体系从头到尾都在有组织地歧视女性，让她们长期承受误解、不公正的对待和误诊。
首先是医生的培训方式。从历史上看，人们一直认为，除了体形和生殖功能外，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此，多年来医学教育一直把重点放在男性的“标准”上，任何超出这个标准的东西都被认定为“非典型”的，甚至是“不正常”的。[1]“典型的70公斤人类”[2]——这种说法随处可见，就好像他能概括男女两性（正如一位医生向我指出的，他本人甚至也不能很好地代表男性）。当提到女性时，她们被描述成标准人类的变种。学生学习生理学和女性生理学，解剖学和女性解剖学。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在她1992年出版的《对女性的误测》中总结说：“男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