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如果被当作男人(比如同行认为P代表保罗而不是葆琳),被引用的次数是相反情况的10倍以上。[25]
经济学家贾斯廷·沃尔弗斯在为《纽约时报》撰稿时指出,与此相关,一个男性默认的习惯是,记者常会在第一作者实际上是女性的情况下,将男性撰稿人称为第一作者。[26]这种男性默认思维的懒惰产物,在媒体报道中是不可原谅的,在学术界更不被接受,然而它仍在学术界扩散。在经济学领域,合著论文很常见,但合著论文中隐藏着一种男性偏见。男性不管是独立撰写还是与人合著,获得的赞许都是一样的,女性则不然,除非她是与其他女性经济学家合著,否则女性从中获得的赞誉还不到男性的一半。美国一项研究认为,这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女性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与男性经济学家一样多,但男性经济学家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是女性同行的2倍。[27]人们喜欢把被认为是由男性完成的研究与“更高的科学质量”联系起来,背后也可能是男性默认思维在起作用:[28]这可能是纯粹的性别歧视的产物,但也可能是把男性视为普遍、把女性视为小众的思维模式的结果。这应当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女性作者编写的参考书不太可能出现在课程教学大纲上。[29]
当然,在女性面临所有这些隐形的障碍之前,她必须首先找到时间去做研究,而这绝不是想当然的事情。我们已经讨论了女性在有偿工作之外的无偿工作会如何影响她们做研究的能力。但她们在工作场所内的无偿工作量同样会产生影响。当学生遇到情感问题时,他们求助的是女讲师,而不是男讲师。[30]学生也更有可能向女性学者请求延期、提高分数或者通融。[31]单独来看,这样的请求不太可能会占用太多时间或精力——但加起来就构成了女性学者时间上的成本,而男性学者大多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大学也没有考虑到此事。
相比男性同事,女性还被要求做更多遭到低估的管理工作[32]——而且她们不得不应承下来,因为如果说“不”,就会因为“不讨人喜欢”而受到惩罚。(这是很多工作场所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女性,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性,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都要操持“家务”——记笔记、倒咖啡、收拾别人留下的烂摊子。[33])相比男性同事,女性也更有可能被安排额外的教学时间,发表作品的能力也因此受到影响,[34]而且,就像“荣誉”管理职务一样,人们认为教学没有研究重要、严肃、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