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深夜,他带着一把刀出现在她兄弟的家里。14世纪女性遭受的虐待(以及缺乏选择的自由)是无关紧要的隐私,还是女性奴役史的一部分?
武断地把世界划分为“私人的”和“公共的”,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区分。两者总是彼此渗透。凯瑟琳·爱德华兹是一位历史教师,曾积极参与反对戈夫教材改革的斗争。在我们的谈话中,她提到了近期对女性在美国内战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她说,女性远非无关紧要,“女性和她们对自身作用的认识完全削弱了整个南方邦联的努力”。
精英女性从小就被教育要相信自己柔弱无助的神话,根本无法克服工作在本质上不属于女人的看法。她们无法承担男人入伍后丢下来的工作,于是写信给丈夫,恳求他们当逃兵,回家保护自己。相比之下,比较贫穷的妇女则组织起来抵抗南方邦联的政策,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给他们制造了麻烦,“因为她们基本上都在挨饿,而且需要养家糊口”。将妇女排除在对美国内战结果的分析之外,不仅构成了性别数据上的缺口,也给对美国建设本身的理解造成了数据缺口。这似乎是一个值得了解的“事实”。
人类的历史,艺术、文学和音乐的历史,演化本身的历史——都被冠以客观事实之名,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实际上,这些所谓事实一直在欺骗我们。它们是扭曲的,因为未能对另一半人类做出解释——至少不能以我们半真半假的言论来解释。不能解释,就会导致数据缺口。我们对自身的认知发生了腐坏,助长了男性普遍性的神话。而这才是事实。
这种神话的持续存在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自己的看法——若说过去几年让我们意识到了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身份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忽视、误读它,就有可能给自身带来危险:特朗普、英国脱欧和ISIS(仅举最近的三个例子)是颠覆世界秩序的全球现象——而从本质上来说,它们都是以身份驱动的项目。打着性别中立的普遍性的幌子,混淆男性视角,就会给我们带来误读和忽视身份的后果。
我曾短暂约会过一个男人,他为了在争论中赢过我,就说我被意识形态蒙蔽了双眼。他说我不能客观地看待世界,也不能理性地看待世界,因为我是女权主义者,用女权主义的视角看待一切。当我指出这对他(他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成立时,他予以反驳。不,他的看法是客观的,是常识——波伏瓦所说的“绝对真理”。对他来说,他看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