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这些“客观”标准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1839年，作曲家克拉拉·舒曼在日记中写道：“我曾经认为自己有创作天赋，但现在我放弃了这个想法；一个女人决不能有作曲的愿望——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我又凭什么指望自己能这么做呢？”可悲的是，舒曼错了。在她之前的女性已经做到这一点，其中包括一些17和18世纪最成功、最多产、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71]只是她们没有“广泛的知名度”，因为还没等到一个女人死去，她就已经被人遗忘——或者，还没等到她死去，我们就把她的作品划到了一个男人的名下，使其成为性别数据缺口。
费利克斯·门德尔松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了他姐姐范妮·亨塞尔的六首作品，2010年，另一份之前被认为属于他的手稿也被证实出自亨塞尔之手。[72]多年来，古典文学学者一直认为，罗马诗人索皮西娅不可能写出那些署了她名字的诗句——它们未免太好了，更不用说还很*靡。[73]朱迪思·莱斯特是最早获准加入艺术家协会的荷兰女性之一，在当时享有盛名。但在1660年去世后，她的名字被抹去，作品被归到丈夫名下。2017年，19世纪的艺术家卡罗琳·路易莎·戴利的新画作被发现——它们之前被归给了多名男性，其中一人甚至不是艺术家。[74]
在20世纪初，备受赞誉的英国工程师、物理学家和发明家赫莎·艾尔顿评论说，尽管错误“是出了名的难根除，但把女人的成果归功于男人——这种错误简直比猫的生命力还顽强”。她是对的。教科书仍然习惯性地将托马斯·亨特·摩根视为发现性别由染色体而非环境决定的人，尽管事实上是内蒂·史蒂文斯对黄粉虫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而且他们之间明明有书信往来，摩根还在其中询问史蒂文斯的实验细节。[75]塞西莉亚·佩恩-加波斯金发现太阳主要由氢组成，这一发现常被归功于她的男性导师。[76]也许这种不公正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罗莎琳·富兰克林，她通过X射线实验和单位细胞测量发现，DNA是由两条链和一个磷酸盐骨干组成的，她的工作却使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DNA，并成为家喻户晓的诺贝尔奖得主。
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英国央行故意将女性排除在外，而只是表明，看似客观的东西实际上充满了男性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的成果归功于男性——这种由来已久、广泛存在的做法，就使得女性更难满足央行的要求。事实上，价值是一种见仁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