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唐波涛：“冷水滩区胡某某伤人案提级由永州市公安局重新调查”，永州新闻网，2020-08-26。
[36]汉斯·韦尔策尔（HansWelzel，1904.3.25—1977.5.5），德国刑法学家和法哲学家。曾参与《德国刑法典》
修订。代表著作有《论目行为论》《自然法与实质正义》等。
优势证据与合理怀疑：锤杀案中证明难题
2020年12月
己摩托车，这属于假想自救，虽然客观上有盗窃行为，但主观上没有盗窃故意，所以不构成犯罪。
因此，即便把扭送限定为针对犯罪行为，胡同学行为也可以视为假想扭送，可以排除犯罪故意，而由于过失对轻伤不负刑事责任，因此不构成犯罪。
所以，无论是将胡某行为理解为“扭送”“扭送过当”，还是“假想扭送”，对于其造成猥亵者轻伤行为，其实都没有必要以犯罪论处。
刑法是最严厉惩罚手段，这种惩罚必须具备道德上正当性，虽然
种违反道德行为不定是犯罪，但种在道德上被鼓励行为定不是犯罪。
在大陆法系德国，自从汉斯·韦尔策尔[36]提出社会相当性理论，在刑法中必须考虑道德规范要求已然成为德国刑法理论重要特征。当前，德国刑法学主流观点认为，刑法目应当由原来单法益保护转变为保护法益和维护社会道德并举。
在日本，虽然“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曾经有过激烈争论，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两者对立逐渐趋于平息。越来越多学者意识到，在刑法中并不能完全排斥道德主义，刑法以及作为刑法执行者国家都必须接受道德约束。
在更多国家，至少消极道德主义，即用道德规范作为限制处罚依据，是被普遍接受。
无论如何，善行都不能论以犯罪，否则违法就并非不义，反而成为荣耀
。司法活动不是电脑运算，必须考虑民众道德情感行为，唯此才能保证司法公信力。
刑法合理性不是来自形而上学推理，而是来自它所服务道德观念。如果法律过于刚性，司法作用不是让它更加刚硬，而是要用道德润滑剂让法律柔软，满足民众常情常感。
这里，
想援引英国刑法学家詹姆斯·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书话：“在任何情况下，立法都要适应国当时道德水准。如果社会没有毫不含糊地普遍谴责某事，那
你不可能对它进行惩罚，不然必会‘引起严重虚伪和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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