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三日日记
西莫尼尼绞尽脑汁地想要弄明白究竟是谁进入了他家和达拉·皮科拉家。他开始回忆起,早在一八八〇年代初,他就经常光顾朱丽叶特·亚当的沙龙(他在博纳街的书店里遇见她的时候,她的身份还是拉梅西纳夫人),在沙龙里,他结识了朱莉亚娜·迪米特里耶夫纳·格林卡(1),通过她,他又与拉奇科夫斯基(2)拉上关系。假如有人偷偷溜进他家(或达拉·皮科拉家),那么这件事一定与那二人中的一个有关。现在他开始意识到,那二人是与他追寻同一批财宝的对手。但从那时到现在已过去了十五六年,其间发生了很多变故。俄国人是从什么时候盯上他的呢?
难道那些人不会是共济会会员?他应该做过得罪那些人的事,也许他们到他家来是为了寻找对他们不利的文件。在那些年,他设法接近共济会的圈子,一是为了取悦奥斯曼·贝伊,二是由于贝尔加马斯基神父逼得很紧,因为在罗马,他们正在策划一轮针对共济会(也针对启发了共济会的犹太人)的正面攻击,他们需要新鲜的资料——他们手头的资料少得可怜,以至于在《天主教文明》(3)这份耶稣会的期刊里,还不得不转载西莫尼尼爷爷写给巴吕埃尔院长的信,而这封信早在三年前就在《当代》上刊登过了。
西莫尼尼试图还原事情的真相:当时,他寻思过自己真的加入共济会是否妥当。到时候,他大概要服从命令,不得不参加一些共济会的集会,同时也无法拒绝向同会兄弟提供帮助。所有这一切会大大限制他的自由。此外,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某个共济会支部为了吸纳他,要对他当时的生活和过去的经历进行一番调查,他当然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或许更合适的办法是敲诈一个共济会会员,逼迫他成为眼线。此外,一个伪造过许多假遗嘱的公证员,鉴于其颇有造诣,也应该认识两三个共济会的头面人物。
再说,也没有必要明目张胆地敲诈。几年来,西莫尼尼就已决定从“线人”变成国际间谍,他当然会因此而获些利益,但还不足以满足他的野心。干间谍这一行迫使他过上一种近乎地下的生活,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需要一种富足体面的社交生活。就这样,他确定了自己真正的志向:不做间谍,但让所有人都相信他是间谍,同时为多个东家工作,以至于谁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人搜集情报,也没人知道他手上到底掌握多少情报。
被当成间谍是极其有利可图的,因为大家都设法从他那里弄到在他们看来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