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位领导。
终日和政策打交道的沈强自然不能再使主任为难，看来校董提出的条件是走不通的。那么葛佩云那位远亲（或近亲）的孩子想入学，必得要按那所贵族学校的规章办事——要钱。要两万。每年。
葛佩云在电话里把事情行进的全过程一一告诉白已贺，哪知白已贺出人意料地说，其实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任何时候他也不会强人所难。他会耐心等待，等待条件成熟。不过，白已贺又对葛佩云说，最近他的女儿生病住了一次医院，医院里的所有费用都在猛涨，他毫无思想准备。这样一来弄得他手头十分拮据。假如有人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当然他是感激不尽的。他还说，其实费用乱涨对有些人来说也并不算回事，一两千块钱除了他拿不出来，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拿出来。最后白已贺说他希望葛科长能借钱给他。葛佩云手握话筒心想什么借，什么对谁都是轻而易举，这分明又是一次敲诈。但她还是答应了他，答应先助他解决燃眉之急。
白已贺借机又去了一次普家，那正是普运哲在香港期间。这次他没有在普家久留，也没再要求葛佩云给他往提包里装东西，他显得有那么点彬彬有礼。只待葛佩云把两千块钱交到他手中时，他才“挑了眼”。他挑剔了葛佩云用报纸给他包钱，他说这有点“失礼”，缺乏大家风度。他说他看电影里的外国人都是用信封装钱，大信封，大气派，也是彼此间的尊重。而葛佩云却只给他用了一张油渍麻花的破报纸，好像里边不是钱而是两段臭带鱼。当然白已贺还是把这包“臭带鱼”揣进了怀里，临走时他偶然发现普家客厅里摆着两箱青岛啤酒，便说：“我带上吧，这种罐装的在长邺市可不常见。”
报纸里的钱是葛佩云从活期存折上取出来的，她不知道这点钱能够使白已贺安生多长时间。但是通过与白已贺的几次交锋她已经看出，让女儿进爱华小学是他远的目标；对葛佩云随时进行小的骚扰是他近的乐趣。如果学校的事迟迟办不妥，她就得随时准备着满足他这种小小的乐趣，她必须在不断满足他的需要的前提下才能与他共同看守住那张底片的安全。她仍然不断为此感到焦虑，但日久天长她对此已稍有疲沓，不像最初对白已贺那么惊恐那么畏惧。而白已贺似乎因为尝到了物质的甜头也变得不那么急赤白脸了。他和葛佩云之间就好比正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又好比是两个敌对营垒的核备战。只可惜葛佩云制造的原子弹却掌握在白已贺手中，致使“核讹诈”就有了它的特殊性，制造原子弹的葛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