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米普·吉斯[3]也是这样向集中营幸存者奥托·弗兰克转交他的女儿安妮的日记的。更为奇特的是，这些事情彼此相隔如此之近，简直触手可及：夏洛特的父亲艾伯特·萨洛蒙和妻子战争期间就躲在阿姆斯特丹，离弗兰克一家不远；弗兰克第一个向他们展示了女儿安妮的日记，又过了一段时间，两家人又一起商定了如何处理夏洛特的画作。我几乎能够看见，他们怎样坐在那里，在后来的20世纪50—60年代，作为失去孩子的父母，努力安排着女儿们的身后命运。夏洛特·萨洛蒙的首部作品集于1963年出版，其印刷质量至今令人惊叹。其中收录了夏洛特1300余幅画作中的80幅，取名《夏洛特图画日记》。
“图画日记”，听上去好像说的是某个小女孩，顶多和安妮一般年纪，甚至比她还小。日记，是传统的女性体裁（“魔镜魔镜告诉我”），是自发的、未经修饰的情感话语，其迷人之处就在于率真和质朴。《安妮日记》被横加编辑，以至于给读者带来的更多是安慰，而非痛苦，却仍旧轰动全球，迅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灾难文学。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考灾难的方式，在思考的过程中眼前不会浮现尸体、弹坑，而将所有这些推到最后几页的结束语中：后来，他们死了。有意或无意间，《安妮日记》构成了一个范本，萨洛蒙最早的出版者也正是参照了它，将作者与书中的女主人公、年轻的遇难者等同起来，后者梦想了很多，却很少来得及实现。
由夏洛特家人开启的这个传统即便在当时也已经令人感觉到，事实上一切恰恰相反。无论现实如何，我们只知道，夏洛特本人是打算如何讲述这个故事的。《人生？如戏？》的结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很难被曲解的，这一结构基于大量削减——有500幅画未被纳入最终定稿。但最早的出版者单刀直入的逻辑却毫不手软，将完成的水粉画局部充当整体，将画家的评论涂抹掉或者重抄。不得不说，他们比《安妮日记》的编辑者们还要煞费苦心。《安妮日记》受到审查处理的只有只言片语，比如对于德国人和德语的指责，对妈妈说过的难听话，关于避孕用品的谈论（这在当时来说过于开放），但耐人寻味的是，同时还删去了所有对于犹太世界的提及，比如赎罪日[4]。
而在夏洛特·萨洛蒙的三色轻歌剧中，一切东西都在抵制干预，首先就是作者的构思本身。作者的意图在于，在自己眼前重放一个家庭的故事，其全部成员均已故世，包括作者本人，所有这一切都已与她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