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回望世纪葬礼的。凝望新近过去时的战栗与愉悦——这便是曼德尔施塔姆这部小说与后续其他同类作品的差异所在。此处的回忆并非感伤的，而是功能性的，它充当了加速器的角色。其任务不是向作者解释他来自何方，更不是创造儿时摇篮的复制品。其任务在于告别与决裂，否则就无法成就自我。过去应该被推开，以便提升到必要速度，否则未来便无法开启。
尽管从死后生活的角度来讲，决裂完全没有必要：一切皆是整体。曼德尔施塔姆终其一生都在奔波，一次又一次地以未完成的承诺拒绝当下。就像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所说的——“行动，闹腾，翘尾巴”，但又能如何呢？对于舵盘转向的报酬到头来却是共同的命运与死亡。反观茨维塔耶娃，对于过往抱有不可动摇的忠贞，对于时下新闻和报纸的真实嗤之以鼻，而众所周知，茨维塔耶娃与曼德尔施塔姆的争论——过去与未来的古老冲突——在真正意义上两败俱伤，最后只落得地球这座大坟场两端的两座不知名的坟冢。谁也没能驳倒对方，所有人都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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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期的一次采访中，塞巴尔德提到了一项科学实验。实验者向一个注满水的容器里放入一只老鼠，看它能够坚持多久。一分钟不到，老鼠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另有一些老鼠眼看要死时被打开盖子放了出来。当这些奇迹般获救的老鼠被再次扔进水里时，它们的表现就跟原先大不相同了，它们会不停地游啊游，直至累死。
塞巴尔德的任何一篇文字都不能被当成单纯的慰藉。向在黑暗中溺水挣扎的生命伸出拯救的手臂，这种方案从最初就未被纳入考虑范围。他以一种由来已久的礼貌的不信任绕过了与神性临界的内容。试图将他的《流亡者》视为传记材料源泉是毫无意义的。但在该书第二部分——《保罗·别列伊杰尔》中，有一段关于上帝法则的插曲，在故事主人公（一位小学教师）和故事讲述者（一位小男孩）身上引发了相似的兴奋的依恋。这个在彼时的德国长大的小男孩，对于世界秩序有诸多离奇设想；将当时的大城市与穷乡僻壤区分开来的最主要标志，就是房子与房子之间有很大的空隙，填满了碎石和炉渣，此外还有很多的空洞和砖堆。塞巴尔德断然拒绝将自己归入专注于欧洲犹太人灾难的作家，这的确是事实，因为一切被毁灭之物，包括树木和建筑在内，都能得到塞巴尔德的同等声援，在他看来，人未必比其他生命更为重要。在他1997年的授课中提及了另外一种记忆，关于战争最后几年对德国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