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方块字，完全无法对其分门别类。门类似乎太多，而相近元素却少得令人发慌，我又总担心日子久了，骨牌会少几张，这令我彻底抓狂。显而易见，这里头自有其体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不可能破解这一体系，甚至无法以其为基础，另行设计更为简易的体系。我甚至不敢把骨牌装在衣袋里带走，生怕弄丢一张，全体作废。
当我试着认真回忆时，突然发现，我一无所有。那些阅读老照片的夜晚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日期，信息，甚至连最基本的亲缘关系——诸如谁是谁的兄弟，谁是谁的外甥——都没有留下。那个制服上镶着金色纽扣的大耳朵男孩，跟那个身穿呢子军装的大耳朵男人显然是同一个人，但他是我的什么人呢？我模糊地记得，他好像叫格里戈里，但这同样无法提供任何线索。构成那个亲缘世界、提供城际温暖的人们，死的死，散的散，阴阳相隔，天各一方。我一点一滴以线性叙事记忆的家族历史，在我的意识中散落为无数碎片，变成了对缺失文本的注脚，无可求证的假说。
不仅如此，在母亲的讲述中还掺杂着众多的虚虚实实，那是世代相传、添油加醋的结果，它们以伪经书的身份存在，作为原典的不确定附件。这些轶事通常还处于萌芽期，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接近生活真实，如同写在故事文本空白处的只言片语：据说，他曾经住在哪儿哪儿；好像，她之前是怎样怎样的；传闻，他们遭遇了什么什么。当然，这也正是传说的迷人之处，是其本质元素。较之于干巴巴的时间地点，这些浪漫的胚芽才是最令人念念不忘的，正是它们让人有拓展、转述、再创作的欲望。它们也是我记得最清楚的。问题在于，倘若没有载体，故事也会逐渐丧失意义和凭证，久而久之会失去个性，沦为庸常的大众记忆。现在甚至很难确定，在我所掌握的那些故事当中，哪些是口口相传的，哪些是我擅自杜撰的——在我自己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但也有些时候是知情的：我清楚地记得，在少不更事的年纪，我怎样为了哗众取宠到处宣扬关于家族诅咒的故事。他爱得发狂，我说，执意娶了一位破落的波兰女贵族，不惜为此改信基督教。他的父亲诅咒了他，从此再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夫妻二人穷困潦倒，很快就因肺痨去世了。
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肺痨，从家族相册的照片来看，那个被逐出家门的长子似乎过得很幸福，戴着眼镜，儿女成群，置身于苏联照相馆的惯常布景中。至于波兰女贵族，究竟是确有其人，还是我为了光耀门楣而虚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