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应只是嘲笑：“Lyle，我给你一次机会，这次我就当没听见，我问你‘亲爱的，你说什么呀？’你就回答‘我什么也没说啊’。”
他笑了笑，没有说话，左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抚过我的脖子。电梯到了他住的那一层，门打开来，我们走出去，好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谈话。
一周之后，Lyle早一步飞回纽约。走之前对我说：“如果你要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我回答说：“不用。”他离开之后，我仍旧忙于工作，花了很大的工夫，多方斡旋终于把一份跨国界数据传输协议签下来，结束了在印度的工作。那时已经差不多是十月底，我跟Rydian两个人带着满满两箱文件登上了返程的飞机。
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很累，早晨起不来，下午两点之后，脑子就像进了水一样昏昏沉沉的，胸部很胀，有的时候会肚子疼，不是很疼，就是时不时地隐隐地痛上一会儿。刚开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辛苦和压力的关系。在那之前我好像也有过类似的症状，像是经前综合症，而那个月的月经也已经晚了快两个星期了。偶尔走过药房，我也会想到要不要买支验孕棒试试看，但总是觉得不太可能，我的月经一向不大准，而且Lyle每次都戴避孕套。他在这方面很小心，小心到叫我伤心的地步。哪怕是我很急，说不用戴了，他也一定会做好防护。当然他这样的人应该要小心，否则三天两头就可能有怀孕的姑娘逼他去结婚，或是把自己送上后天免疫缺失的绝路。
回到纽约的当天晚上，我在右侧胸罩罩杯里面发现一点湿湿的东西，挤一下乳房还有说不清楚是什么液体从乳头上渗出来。我害怕起来，惴惴不安地想到自己足足三年没有做过体检，妇科检查更是从来就没有过。想来想去，渐渐确定自己这回真的是生病了，后悔得要命，打定主意要去看医生。
不过到了星期一上班的时候，看医生的计划又被无限期地延迟了。因为印度那件案子，我被大大地表扬了一把。快到午休时间，Rona打电话过来邀我一起午餐，并且说有个人要介绍给我认识。一点钟，跟她一起下楼走到门厅，我才知道她说的那个人是史密特和谢林顿香港分所的合伙人，这一次是来纽约公干的。重点是，他可能会要一个人到香港工作。
“会有晋升，而且你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不是吗？”Rona对我说。
那个香港人四十多岁年纪，也说一口英式口音的英语，知道我从上海来，抱歉地说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整顿饭的时间，我们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