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内阁总理大臣,严复呢,回国后只是在北洋水师学堂当名教官。李鸿章没有重用他,只是让他出出点子,教教书,直到甲午战争后,才翻译出本《天演论》。严复遭遇,只是在重复无数精英老路,中国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没有智者,没有思想家,而是成熟过度、自封闭制度与环境,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高人、智者代代地闷死、放逐、边缘化。
古老文化也是有拖累,文化越深厚,负重也就越多;重力最大,行进中所引起摩擦力也就越大。自然界有关道理,通用于社会发展。个浅显事实是,个古老国度负重爬坡时,它所付出气力,自然要比别人多得多。
从这样情形出发,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李鸿章会选择条不彻底方式。李鸿章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还是异常熟稔,在审时度势基础上,他当然会选择条最稳妥也最现实改良之路。这样改良之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庸安全,容易为体制和人们所接受,也能为既得利益自己所接受。在李鸿章看来,中国改良不是朝夕事情,势必是个漫长过程,必须分步实施,他自己所从事,只是第个阶段;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风云变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懒得去管那些身后之事。李鸿章清楚地明白点就是,如果中国转变采取是激进方式话,那,形势肯定会直转而下,会变成个人在这个世界孤军奋战——方是他,方将会是整个体制;而他,是打不过这个体制,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打得过。
李鸿章所采取方法,正是他依据“天时,地利,人和”古训,所选择条看似最“聪明”道路。李鸿章就像只蜘蛛样,精心缔造天衣无缝布局,小心缜密,明察秋毫;也因为太小心,也太明察,以至于失去成功最本质东西——胆略。晚年李鸿章就像只将要出洞寻食老鼠样,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从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谨慎,是种老谋深算呢,还是种聪明反被聪明误?
李鸿章“聪明和智慧”终于铸就他悲剧;与此同时,伊藤博文胆大妄为“愚蠢”却写就华美成功。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种瓜得豆,永远上演是荒诞剧和恶作剧。想想自己,想想伊藤博文,李鸿章必定是声长叹。这个世界所有切,都是因果藤蔓上结下瓜果。李鸿章所种下,同样也不例外。只不过,李鸿章晚年所收获,全是他中年时想努力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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