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终于完成了，值得骄傲和庆贺，尽管它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毕竟，这只是一部“微不足道”的作品，没有太多学术观点。所有材料来源都是二手的，鲜有全新的，我并没有掌握关于16世纪早期的一些最新学术成果。我所言非虚，而且有鉴于此，我特意将书稿呈送到了对这一时期或这一领域有特别了解的人士那里，请他们审读。例如，蒂莫西·乔伊纳博士（Dr.TimothyJoyner）是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Magellan）最新传记的作者，他审阅了本书有关介绍麦哲伦的篇章。他做了很多修改，对此我满怀感激地接受了。然而，我最想感谢的人是詹姆斯·博伊登（JamesBoyden），他是研究16世纪的权威，在刚开始校对本书时正在耶鲁大学担任历史学教授，而完成校对时，业已转到了杜兰大学任教。他是我见过的最认真的校对者，他对16世纪的了解不仅全面而且深刻。他向我提出了不少疑问——确实应该如此——几乎在每个章节都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或其他任何与我讨论的人要对本书负责。事实上，博伊登教授对我在书中的几处阐释提出了异议。因此，还是由我一个人来为本书负责吧。
本书另一大特色在于它的创作方向是反向的。通常来说，作者只有在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后才会动笔，而决定如何表述是最后一个步骤——当然也是最费力气的。作者一开始会先做好准备工作：构思、研究、收集材料、组织框架。很少有写作和阅读是同时进行的，更是几乎没有作者会在展开故事后再为此重新找寻资料。而这一次我的写作就是按这样的顺序进行的，这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我一开始原没有打算写这本书。1989年夏末，我还在忙于整理另一部作品的手稿——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传记的最后一册，然而此时开始觉得身体不适。经过几个月的住院治疗，我总算痊愈出院了，但身体还极度虚弱，无法处理堆积如山的丘吉尔传记材料。医生建议我暂时放下手中工作，到南部休养一段时间。我接受了这一建议。
尽管我的身体状况不容许我继续丘吉尔传记的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能工作了。H.L.门肯（H.L.Mencken）曾经说过，写作之于他，就像奶牛产奶一样。事实上，对所有有天赋的作者来说同样如此，把词语写到纸上对他们的内心稳定甚至心态平衡至关重要。说来也巧，当时我正好有一份学术上的“小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