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编钟与鼎之间
关系有些含糊。历史文献中多处提到“景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语句。这句话最早可以追溯到1146年，当时南宋朝廷试图研究徽宗时期如何铸造出这些钟，于是有人引用
《乐记》中这句话。南宋学者程大昌认为这句话出自《大晟乐书》，后来
些史料也引用他观点，最后《宋史》也予以收录。［23］
问题是，徽宗时期铸造、现在存世大晟钟与鼎外观点也不像，而且，大多数记载九鼎史料也没有提到音乐。这些鼎并未放在宫中供音乐演奏之用，而是被安置在距离很远各个宫观。徽宗在手诏中提到使用最大鼎设定音律，最有可能情况是，最大鼎最初是用于定音，但其他几只鼎和编钟都铸好以后，这两套器具就有截然不同用途。
庆祝祥瑞
演奏新乐时，鹤群频频出现被视为种祥瑞。在这段时间，徽宗大臣们还奏报不少别祥瑞，为政治舞台庆贺活动提供机会。此悠久传统可追溯至周朝，但正式形成制度主要还是在汉代。在这些场合中，君臣所用语言都非常仪式化，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将这些仪式用于个人目或将自己解释强加于其中。第三章曾提到，在徽宗登基后前三年，曾多次收到上天对其政治行为示警。但从那之后，祥瑞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关注。这些庆祝借口可为皇位增辉，有助于打破宫廷沉闷生活。［24］
奏报各种吉凶之兆是基于天意古老理论。统治者旦对国家管理不善，上天就会以各种异常事件（如彗星、日食、月食或地震）示警；太平盛世时，上天也会通过些祥瑞（如天现霞光或降甘露）表示赞赏。汉代运用阴阳五行宇宙观，以及《易经》、《尚书·洪范篇》和《春秋》中传统预测方法，对这些思想进行详尽解释说明。［25］汉代学者认为，通过充分研究就能发现这些迹象真正涵义，因此，他们记录下每个异象，以及他们认为可以解释此现象相应事件。人们通常认为，董仲舒（前195—前105）在《春秋繁露》书中就提到这样祥瑞，如景星、黄龙、甘露、朱草、醴泉、嘉禾、狱空、凤凰和麒麟。［26］有关汉代三部史书《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在专门论述天文和五行内容中都有报告并解释这些征兆记录。［27］在某些时期，各种征兆报告会非常多，尤其在汉武帝时期、王莽篡权前数年，以及二十多年后光武中兴，正如些学者所指出，汉代儒生借用这些异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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