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家里，不久他们就开始约会了。2013年底，他搬来和阿曼达、妮娜共同生活。
从生育角度来说，女性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若要证明美国单身女性独立运动的规模、力度和决心，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恐怕还是在过去四十年里，她们是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跨越、甚至改变身体和生育系统给她们设定的限期。当代女性对是否生育、何时生育以及如何生育的问题重新做了定义。
然而，能替代自然生育并且简单易行的方法却是寥寥无几。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她们生育的最佳时机是有时限的，这是铁定的事实。过去大多数女性在20岁左右结婚生子，生育的“机会之窗”和婚姻之窗正好重合，长期以来将夫妻和婚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而现在，这两个窗口已不再如此贴切地重叠了。
选择冻卵的年轻妈妈
婚姻模式发生改变并造成生育延后，这使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晚婚晚育的风潮推动了高利润的生育技术领域的迅猛发展；还是生育技术的出现使女性生育的时限得以扩展，为女性创造了可以安心晚婚晚育的空间和希望？两项发展之间，我们很难界定谁影响了谁，但二者产生的实际作用却是分不开的。
如今那些推动妇女晚育的生育技术，它们本来并不是为了服务单身或晚婚晚恋的人群才发展起来的，但是它们出现的年代正值职业解放运动、政治解放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这些解放运动，我们今天的单身女性才能在迈入成年之际拥有丰富而充实的生活。
1978年，第一例体外受精婴儿成功出生。这就是被媒体惊呼为“试管婴儿”的露易丝·乔伊·布朗（LouiseJoyBrown），她的母亲是30岁的莱斯利·布朗（LesleyBrown），这位母亲20岁刚出头的时候就结婚了，努力了九年却一直没能怀上孩子。两名英国医生，罗伯特·爱德华兹（RobertEdwards）和帕特里克·斯代普托（PatrickSteptoe）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从事体外受精研究，并为实现他们未来主义的志向进行了十多年的探索。研究工作尚未取得成功就有人将消息泄露了出去，在科学界和大众媒体上引起了末日般的恐慌。1953年和另一位科学家共同发现DNA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詹姆斯·华生（JamesWatson），在1974年的国会委员会上说，制造试管婴儿的做法将会造成“各种严重的、恶劣的情形”，“全世界的一切，政治的，道德的，都将失控”。[1]
华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