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很骄傲地高声宣布。几天后，媒体专门强调，果子狸可能就是整个“非典”疫情的始作俑者。
我是个神经大条的“事后诸葛亮”，而且“非典”在几个月后就得到了控制，现在很难想起来当时自己有多害怕了。不过那段时间真的好像全中国，也可能是全世界，都在生病，而且死了很多很多人。先是香港有人离奇地死去，后追溯到广东被当地部门瞒报的疫情。接着病毒就在全国传播；北京迅速爆发疫情，病人被隔离在临时医院中。
当然，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一是因为我为书做研究的时间有限：要是没抓住这次机会，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在中国待这么长时间。但也有宿命论的驱使。我在中国的旅程本身就是一场探险，遇到过很多危急情况。我曾经坐着快要散架的卡车行驶在深渊的边缘；在西藏的山路上被困深夜的,bao风雪中；还吃了各种各样不卫生的可疑食物。我的二十六岁生日是在一场凶险的聚会中度过的，是一群兰州的“黑帮分子”帮我办的；而一九九九年，北约炸毁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时，中国爆发了“反外国人”的情绪，我也是万分幸运才免遭“私刑处死”的命运。举更普通一点的例子：我呆在后厨的日子数也数不清，而这些厨房很多都地上滑溜溜，厨子手里拿着锋利的菜刀到处跑，灶上的锅也摇摇晃晃不稳当，里面烧着滚烫的油。
刚到中国的时候，我真是个忧心忡忡的“事儿妈”。吃饭之前要用开水烫洗碗筷；大巴司机在青藏高原一片漆黑的晚上开车之前习惯喝半瓶白酒，我还要去询问阻止。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如果你想在不同的文化中来一场真正的冒险，就得丢掉过去的桎梏。你要跟那里的人们“分享食物”，这话既是现实又是比喻；而危险正是这旅程的一部分。日子长了，我对危险也很迟钝了。
还记得某年冬天，在云南危险的虎跳峡远足之后，我搭大巴回丽江。车上还有三个英国人，他们提醒我，司机要睡着了。是真的：我看了看挡风玻璃上的镜子，他的上下眼皮都打架了，拉都拉不开。同时大巴正东倒西歪地行驶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上，一边是很陡峭的悬崖。有个英国人很紧张，恳求我过去用普通话提醒下司机。于是我就走过去，问司机是不是不舒服。他回答说，他很好，不会打瞌睡。我耸耸肩回到座位上，但司机的眼皮又沉重起来。而那英国人特别不放心，就走过去坐在他身边，接下来的两三个小时一直在唱歌给司机听，以免他睡着了。“这酒鬼水手啊我们该怎么办，这酒鬼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