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身材魁梧,只有一条腿,和我住在同一间牢房。每周一他都会来上我的“化学课”,因为我现在是“助理教授”。我被关在怀亚特看守所已经整整1年。即使在我以前做过的最糟糕的噩梦中,也从未出现过自己坐牢的情形。12个月来,我都是在这座戒备森严的堡垒中度过的。身处困境中的我,至少有幸在3月初获得了一份“助理教授”的工作。从那以后,我的日程便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我每天最多授课3小时。周一教生物和化学,周二和周四教英语,周三和周五教数学。
我与斯坦和莉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自从巴顿·博格斯律所(也就是为阿尔斯通工作的律所)停止支付他们律师费以来,他们就变得非常谨慎。因为我需要留着所有的积蓄支付保释金,所以他们很清楚我没钱支付给他们。但律师的道德准则使他们不得不继续为我辩护,我不确定这是否合他们的意……我后来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走什么法律程序。目前这不是我应该操心的事情,我首先要关心的是如何从看守所出去。自从被捕以来,我的生活便度日如年。我的心情就如一个期盼尽快走出隧道的人一样急切,然而每当我以为到达了隧道的尽头时,隧道口的光就会远去。当我在机场被铐住双手时,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将在这无尽的隧道里徘徊这么长时间,我一定会发疯。然而斯坦和莉兹向我证实,尽管他们一再要求,但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仍然不肯让步。12个月过去了,彭波尼还在继续反抗,不论他最后是走诉讼程序,还是协商认罪,检察官都不再将我的命运和他的选择联系在一起。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要怎样才肯将我释放?我一头雾水。
与此同时,我在授课,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当助教”——协助一位正式教授沃特森女士讲课。她是一位身高不足5英尺(约1.5米)的胖乎乎的小个子女人,有一头稀疏的金发。她60多岁,离过两次婚,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不仅在怀亚特看守所工作了15年,还曾在少管所任教。她是个热心肠,整天苦口婆心地对我们说个没完。我不知道她是如何保持职业信念的。我在数学课上帮助一个28岁的囚犯,他的神经或许是因为多年过量吸食可卡因而造成了无法恢复的损伤,他很勇敢,他想要克服这一切,我也尽力帮助他。但他在上了四个多月沃特森女士的数学课后,数学计算能力仍然没有达到幼儿园大班孩子的水平。他没有学会加法,也不会减法。看到他背着其他囚犯,一脸羞愧地偷偷掰手指头,我的心都要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