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呢？
“我们希望您能为我们效力……来对付阿尔斯通及其管理层。我们很清楚您在阿尔斯通的位置，也清楚您在塔拉罕项目中的位置。我们非常清楚，在和印度尼西亚的交易中，虽然您扮演的不是决策性角色，但是您了解一切。我们想要的，就是起诉阿尔斯通的最高领导层，尤其是阿尔斯通的首席执行官柏珂龙先生。因此，我们要求您不要告知他们您正在被质询。这就意味着您不能与他们取得联系，您要放弃聘用律师。您明白了吗？”
不，我不明白。但也可以说，我意识到他们正在开条件，正在策划一场交易。诺维克是在暗示我做他安插在我们公司内部的线人……此时的我还完全没有把时差倒过来，我已经24小时没有睡觉，还一直戴着手铐，铐在这根铁杠上，任由他们摆布。我到底需要明白什么？他一直含含糊糊，只是翻来覆去地命令我：“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但这对我来说根本就不可能。
正当他努力地让我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坐在阿尔斯通为高层管理人员举办的培训会上。那是我被捕前不久的事——生活有时就是这样讽刺，其中的内涵只有参与过的人才会懂。培训会的主题是关于我们这一行的法律风险。法务专家交给我们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面写着一些电话号码——一旦我们被捕，就拨打这些电话。其中就有凯斯·卡尔的电话，他是我们集团的现任法务总监。法务专家在会上叮嘱我们，要随身带着这张小纸片。另外，如果我们不幸要面对法官或者警察，那也永远不要违反培训会上三令五申的两条原则：第一，什么都不要说；第二，给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打电话，他会立即指派一名律师来到这位不幸的员工身边。这两条原则我牢牢记住了，而且我不会掉到那个检察官给我设的陷阱里去——那时我无论如何都坚信这一点。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我丝毫没有考虑这会让我付出怎样的代价，就执行起培训会上法务专家叮嘱我们的准则。我不能不通知我们的法务人员。
我向检察官解释：
“请您听清楚，我从未被逮捕过，我也不明白你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要求你们允许我通知我的公司，以及法国领事馆。”
检察官神情坚定，朝一位探员打了个手势，此人把黑莓手机还给了我，手机在我被捕的时候就被没收了。我立刻试着联系集团法务总监卡尔。巴黎此时是凌晨5点，电话无人接听。但是，我最终联系上了蒂姆·库兰，他是阿尔斯通锅炉分部在美国的主管。我和他原本约定第二天在康涅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