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家族一直垄断鲁国的相位（大司徒），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孔子暂时代行权力。也许是觉得“堕三都”半途中止，给孔子一个补偿，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另外，这年夏天，鲁定公去卫国会见卫灵公、齐景公，商讨对晋国赵简子作战的事，季桓子可能也跟着去了，留下孔子看家，就让他代理一下国务。
孔子特别认这一套，
结成铁杆主奴关系（后世人熟悉的“君臣”关系），一起下手算计三桓家族，也未必没有成功的机会。
那样的话，鲁国就开创了战国“变法”的先河，战国七雄里就要多一个鲁国了。
为什么孔子不敢和鲁定公“合作”？
也许是他不想冒风险，但孔子也不是真胆小的人，他还想过和阳虎共事（反叛）呢。后来他周游列国，不止一次遇到危险，他远比弟子们沉得住气。
也许，他预感到权力都集中到国君一个人手里后，会出现另一种失控的局面：,bao君专制，为害天下。在孔子时代，这方面的典型是两位末代帝王：夏桀和商纣。这背后其实藏着别的问题，不全是一个“,bao君”造成的。但孔子时代的人，还是习惯把它解释成,bao君现象。反过来，在寡头共和制度下，倒没有,bao君为恶的可能。
所以孔子专门谈过“专制”的危险：如果国君能直接指挥士（不经过中间的大夫），那国家的治乱，就全由国君的个人素质来决定了。如果国君是悖逆之人，他统治的国家也就完全走向悖逆了。《诗经》里有一句“那个无良之人啊，偏偏做了我的国君！”就是对悖逆之人为君专权的控诉。4
孔子脑子里预存的历史借鉴太多，就像下棋一样，他看了好几步远，没有盲目的乐观。但这样的从政心态，恰恰建立不了什么功业，对历史产生不了影响。真正在历史上轰轰烈烈、有一番大作为的，往往是短视之辈，只争朝夕，光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和建功立业的可能，甩开膀子就干，最后确实改天换地了，但很可能把自己也断送进去了。后来的商鞅、李斯是这号人，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也是这种人。
从这角度讲，后人又没能完全理解孔子，要么把他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干瘪圣人，要么是完全不通时务的书呆子。其实这两样都不准确。笔者写作这本书，也只是注意到一些现象而已，没能说明白的还是太多。
代理丞相
孔子进中枢第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56岁。这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当了代国务总理，算是到达了权力巅峰。鲁国本来没有丞相、宰相的说法，这是从齐国学来的。
